首页 -> 2008年第2期
彷徨在结构与解构之间
作者：杜瑾焕
摘 要：通过对《红楼梦》的症候阅读可以发现，曹雪芹已经看见了造成个人不幸的力量之所在：人性的自私、妒忌等意识或潜意识动机形成的“隐藏的结构”。曹雪芹受天人合一、《周易》和阴阳五行家思想观念的深刻启示，以此观照人生社会与大千世界兴衰流变、荣枯交替的规律和节奏，认为个体人生、人类社会、宇宙自然都处于大大小小的循环当中。若要终止这种轮回，就得断绝欲念，遁入空门，修到涅槃境界。但能够支撑生命存在基础的，仍是物质生活条件和需求。精神上的逃逸只是暂时的，现实生活的厚重使曹雪芹看到了传统诗、礼文化遮蔽下人性的本相，于是开始了对诗、礼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解构。
曹雪芹饱读诗书、饱尝人生辛酸、饱受人世磨难过后，是否对当时的现实关系和矛盾、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对个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过形而上的思考和概括，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红楼梦》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人生的认知、把握与思考，已经深入到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和理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与认知方式的层面，探寻造成社会力量风水轮转，政治势力彼消此长的缘起和动因。在这个轮回与循环中，家族和个人命运无从把握和预测，生命的尊严和权利遭到蔑视与践踏。正是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内在脉动与走向，决定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走势与形态，也决定了人的存在过程和状态。这种力量从哪儿来？人类如何克服它？已成为许多人不断思考和追寻的问题。
一
通过对《红楼梦》的症候阅读，我们发现曹雪芹对此颇有卓识与洞见：人性的自私、猜疑、妒忌等欲念所造成的非理性冲动，正是这种力量的源泉。不过人的意向与欲念是潜在的、遮蔽的，因而他人无从得知自己遭逢厄运的真相和原委。正是这种人性的道德缺陷和心理魔障，纵容了语言的狭隘和残暴，从而制造了阴险、邪恶、极具毁灭性的隐性力量。常言说的人心叵测、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等，就是这种力量存在的显在明证，而施暴者却常常毫无知觉或不去知觉。可见，人的心理若陷溺在发泄的需要中就会启动一种机制，能把自己内心的所有不满不快甚至对自己不合适的事情，下意识地宣泄出来或者修改掉，以求得心理的快意与平衡。《红楼梦》中许多女性的悲剧命运就是这种力量所致。尤其是晴雯，她的命运悲剧正是“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
“症候阅读”是精神分析学用语。弗罗伊德认为，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或梦境谈论的错误、疏忽和荒唐事中，发现无意识的复杂和隐藏的结构的症候。①这种“症候”实际上就存在于人们惯常的语言举动当中而浑然不觉，这些源于实施者意识或潜意识的行为动机形成一种“隐藏的结构”，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处在历时的变动与整合的循环之中。作为独立的个体，处于这样复杂、微妙而又变动不居的网络当中，行为举措稍有盲目、慌乱或不够敏慎之处，就会被挤兑而淘汰出局，甚至付出丢掉性命的沉重代价。曹雪芹看见了这种力量而又无法阻止它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只能为被损害者抛洒一掬同情和悲愤的热泪，或者付诸诚挚的祭奠与深深的缅怀，人类也因此忧郁而无奈。曹雪芹将之化作抗争的本能和表达的冲动，以小说为倾诉方式，根据自己充满变数的生活经验，将自家身世变故融入叙事当中，书写其生命感悟和对命运的思考。又在天人合一、《易经》和阴阳五行家思想观念的启示下获得了新的视角和高度，试图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探悉人生社会与大千世界兴衰流变、荣枯交替的规律和节奏，着意寻觅世事无限多变的支配力量，以便稀释这种神秘力量施与他的压力和痛苦，进而在传达自己经历和体验的过程中实现精神的超越与飞升，达到诗意和审美的境界和高度。然而，精神上的逃逸毕竟是暂时的，心灵一旦触碰到生存的实际问题和需求，精神超人从诗美中一梦醒来，其软肋就会被生命需求的物质硬件深深地戳痛与刮伤。
《易经》把“天”或“天地”作为一切世间现象的终极性的价值范畴。它孜孜以求的是天或天地与世间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这不是经验的命题，而是把天地看成世间事物之超验的根源，是思辨的产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阴一阳之为道：分于道之谓命；形于一之为性。”②道是无形的，不能用感官来认知，所以《系辞传（上）》说：“形而上者为之道。”这里的“道”接近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它是一种本质的展开，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意向性追求，是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对立面，《易经》把有关对立面的概念高度抽象化，并用阴、阳两组符号来表示，这两种符号构成六十四卦的形式系统，来演示以阴阳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道的各种展现过程。“阴阳不测之为神”，神就是阴阳变化的无限多样性。③在《易经》这种充满辩证、系统、变化和单纯循环的思想指导下，秦汉时期出现了宇宙图式论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其中包括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被囊括在一个由矛盾对立的两面相互推动而引起的不断变化、循环，并以一定的结构方式所构成的系统当中，个人的命运遭际也被动地受这种变化循环所播弄。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的两面，它们的相斥相合促使发展变化。个体间的恩怨纠葛，除了这种力量的作用之外，具体的生成过程还在于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相生就是相互推动和促成的力量；相克就是相互排斥和破坏的力量。这又构成母循环系统中的多种子循环系统。这些系统最终在“太虚”之中结构出一个“幻境”，其间的人、事、物“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生命存在仅仅是个瞬息过程。
《易经》和阴阳五行家所创制的两种世界图式后来生成两种文化思想体系，经儒、道两家整合之后生发出以注重想象、抒发情感、表达志向的诗文化，和以注重维持和强化社会伦理秩序、规范个人道德行为的礼文化。《易经》和阴阳五行家的这一相反相成、相克相生、辩证系统、变化循环思想，用佛教的生死轮回、果报观念来解释也能贯通，并且佛教还为弱势的个体提供了精神避难场所——寺院与尼庵。人生一世其实就是经受一场劫难；一世一劫就是一个轮回，之后还要无休止地轮转下去。若要终止这种轮回，逃离它的操控，只有断绝欲念，窒息六根，通过参禅悟道实现涅槃，这样才能跳出三界轮回。贾宝玉最终选择遁入空门就是要跳出这个循环轮转着的怪圈；妙玉自称为槛外人，说明她已脱出红尘了。大观园里的芳官、蕊官、藕官和惜春后来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归宿。但是，出家也只是精神上杜绝了欲望和念想，只要生命中沉重的肉身存在，本能的需求就依然存在，况且佛教徒清修悟道、断绝欲念修到涅槃境界的意向本身也还是一种欲念。海德格尔认为，人与存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生存”。“在……之中”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特殊方式，因此他将人称之为“此在”。此在必须“和某种东西打交道，制作某种东西，安排照顾某种东西，利用某种东西，放弃和浪费某种东西，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诸如此类”④。这就是人的日常实践活动，我们的生命活动。所以，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遗世独立，生命需要延续，其神圣与尊严也需要维护。
二
《红楼梦》是一个诗性的文本，其中中国传统诗礼文化表现得突出而浓郁。但作者对于传统诗礼文化的态度，透过贾宝玉最终选择出家的行为，表现出怀疑、彷徨和游移。伊格尔顿在把“症候阅读”用于文学批评时说：“通过注意叙述中那些看来是回避、矛盾和紧张的地方——没有出口的话，讲得过多的话，即语言的重复和滑脱的地方——文学批评能够开始刺穿二次修正层面，从而揭露‘潜文本’的某些情况；这一‘潜文本’就像无意识欲望一样，是作品既加以隐藏又可以暴露的。”⑤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不仅可以注意文本表达了什么，而且可以注意它怎样组织了表达。在《红楼梦》的构思和写作上，曹雪芹模拟了诗礼文化的生成方式即虚构与比附；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安排人物命运和结局上，他又对此进行了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解构。不仅是曹雪芹的时代，即使在当下，人心深处“无意识的复杂”症候依然阴魂不散，对个体生命带来极大的精神困扰和身心重创。所以，分析曹雪芹对这一“症候”的抚脉剔析，将那被儒家诗礼文化所遮蔽而不能还原的生活本相，通过作者对诗礼文化某种程度的颠覆得以原形毕露，对当下仍具深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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