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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毒妇人心”：对《菉竹山房》精神分析的分析
作者：许道军
无论是“红颜时代”闹出的“喜剧”，还是守寡时期对“我”和阿圆夫妻生活的窥视，都说明一个问题：二姑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的虚假婚姻，将二姑姑送进了菉竹山房的“活死人墓”。从“荡妇”到“节妇”、从“本我”到“超我”过程中，封建礼教规定下的理性起到了压倒性作用，“本我”遭到了超乎寻常的压抑。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潜意识；哪里有潜意识，哪里就有症候。所谓“症候”（Symptom），“实际上是不能获得满足的代替物”⑥，“是被压抑作用所驱回的某些其他历程的代替物”⑦，其实质是潜意识，“因为是潜意识，所以有构成症候的能力”⑧。
哪些行为可以构成“症候”？精神分析学认为，梦、不自觉地说谎、移情、艺术升华、窥视、掩饰等等，都是具有精神创伤的（病）人的症候特征。许多研究者感觉到，也如前文所提到的，二姑姑和兰花在暴雨之夜对我和阿圆夫妻生活的窥视，绣蝶的“艺术创作”，她们一口咬定“姑爹”“三朝两天来托梦”，“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给山房里的小生物以“福公公”、“虎爷爷”、“青姑娘”这些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命名，安排我和阿圆住宿在“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房间，等等，均可看做二姑姑利比多的转移宣泄和精神创伤的补偿。通过对这些症候的分析，我们似乎把握了二姑姑全部的人格特征，理解了她全部的人生意义。⑨
但我们对二姑姑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怨妇”层面。二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她可以从某个侧面解释我们自相矛盾的传统妇女观。一方面，传统为妇女无数独特的美德，比如，殉情守节、含辛茹苦、逆来顺受等等，而击节赞赏，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另一方面又惊呼“最毒妇人心”。实际上，二姑姑不仅是一个怨妇，还是一个恶毒妇，她潜意识内淤积有太多的仇恨，并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将自己的不幸转嫁给了他人。
在言谈中，“我”和阿圆间接了解到，二姑姑对姑爹一往情深，忠贞不贰。他们的人鬼之恋超越生死，感人至深。但二姑姑真对自己的荒唐行为无怨无悔吗？她的自缢真是出于殉情吗？未必。我们不能忽略菉竹山房里的一个细节：钟馗捉鬼图。在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里（也是二姑姑和兰花所说姑爹常回来的地方），“西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钟馗捉鬼图’”，“钟馗手下按着的那个鬼，披着发，撕开血盆口，露出两枝大獠牙，栩栩欲活。”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不难知道，钟馗的工作是专职杀鬼的，而姑爹无论怎么讲，都是一个鬼。小说进一步提示道，“这时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这无疑揭示了二姑姑的“弑夫情结”。
钱谷融先生告诉我们，千万要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人看。“才子佳人的喜剧”闹出后，少年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也没有采取任何可以挽回过失的措施，甚至“叔祖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照样赴南京应考，但船翻人亡。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岁的二姑姑在桂花树下自缢，才取得嫁给他灵牌的资格。作为实际的受害者，二姑姑对另一个当事者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有何看法呢？对封建礼教尤其是丝毫不加掩饰的男权中心主义有何体认呢？可以设想，对礼教规则耳濡目染、熟悉有加的聪慧女子，在人生处境退无可退之时，会不会“合理”利用规则拯救自己。她的自缢行为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种绝地反击，并一举完成了从“荡妇”到贞女的转变。这时，“丑陋”的“本我”经过“超我”的过正矫枉，又恢复到了“自我”的水平线，这是二难选择中的无奈之举，也是最后选择。很明显，一个人若死意已决，那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与其说二姑姑为那个薄情寡义之徒而去死，不如说因为生存之本能而含羞忍耻地去活。但是她牺牲人欲成就名节，压抑本我维持超我，其中的屈辱、悲愤、痛苦超乎常人想象。巨大的生理折磨和心理压力让二姑姑人格扭曲变态，“钟馗捉鬼”已经显示了她隐秘的弑夫欲望，而对丫头兰花的人生操控，完全出自发泄仇恨、转嫁痛苦、报复他人的阴毒心理。
文中说，兰花“本是我家的丫头，三十多岁了”，“她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已二十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好一个义仆。推算一下，兰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参与了暴雨之夜的窥视行动，说明她仍旧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那么五十多年特别是在菉竹山房的二十多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呢。她与二姑姑不一样，她没有必要为姑爹“殉葬”，完全可以嫁人，也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但“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这里面，三十多岁没有嫁人，已经充分说明“我”家的残忍，她作为一个弱者的不幸。弱者之间更需要同情，然而二姑姑教她“念诗念经”、“绣蝴蝶”，给她讲“爷爷——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念诗念经”是在心理上继续给她灌输封建礼教，麻木她的神经，“绣蝴蝶”是转移她生理上的需要，而“爷爷——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则是以鬼魂恐吓她的心灵。她们一块窥视“我”和阿圆的夫妻生活，则说明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性的层面达成了默契，二姑姑完全控制了兰花的人生。如果说，二姑姑因年少轻狂而遭惩罚，那么兰花何罪之有!
二姑姑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生理需要遭到压制，人格心理遭到扭曲，不人不鬼，虽生犹死，这固然激起我们人道主义的同情，但她自虐虐人，将自己的不幸阴毒地转嫁给更弱小者，又让人痛恨。如同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疯狂扼杀自己子女的幸福一样，我们必须把这笔账最终算到封建礼教头上去。封建传统文化的种种巨石和绳索，压迫着个人的天性，禁锢着个人的灵魂，但妇女更加不幸：她们身上还踏着一只男权主义的巨脚。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哪里的压迫更严重，哪里的“症候”更严重，反抗也更强烈。当传统文化抱怨“最毒妇人心”的时候，恰恰忘记了它们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我们沿着精神分析的“因果溯源”途径，分析二姑姑人生不幸和性格畸变的原因时，自然对封建礼教、封建传统充满愤怒。但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我”家族的故事，使读者往往被温情脉脉的亲情所迷惑，而忽视了人间习焉不察的悲剧。小说其实在提醒我们，封建礼教不仅是现实制约力量，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它制造了又遮蔽了无数“吃人”事实。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阿圆，固然能够敏锐发现菉竹山房的非人生活现状，但若不是偶然，新文明之光芒照样照射不到乡村僻野、亲情内部特别是潜意识深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许道军，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巢湖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版，第80页。
②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第400页。
③⑥⑦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第312页，第236页，第235页，第232页。
⑤韩冷：《〈菉竹山房〉的生殖文化解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6期。（该文认为“燕子”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⑨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该版本的“提示”部分认为二姑姑和兰花心理畸变、境遇可悲、虽生犹死，显然二姑姑是一个“怨妇”，此结论极具代表性，类似教材或单篇论文均持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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