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试论《菉竹山房》的叙事视角
作者：张冬玲
文章的后半部分，叙事者变成了二姑姑故事的在场者、见证人。可是，由于叙事者“我”不仅是主人公的侄子，关系亲密；还是男性，心理承受能力较强，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对菉竹山房的阴森气氛的敏感反应。而且，“我”还承担了文章中比较容易惹人生疑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角色，因此，小说后半部分主要通过“我”的新婚妻子阿圆的视点来看二姑姑的生活：二姑姑亲切地称为福公公虎爷爷的壁虎和蝙蝠让阿圆惊惶不安；二姑姑珍藏多年的姑爹用的玻璃纱制的帐在阿圆眼里也有可怕之处……二姑姑心目中不朽的爱情在阿圆的眼里变成了可怕的鬼故事。
引入新婚妻子阿圆的视点来看二姑姑的生活是文章中一个巧妙的设计：一、由于阿圆相对于叙事者“我”来说是二姑姑故事的绝对“局外人”，因此，阿圆的感受相对于读者来说更加可靠；二、阿圆和“我”的特殊关系，保证了阿圆的感受真实地传达于“我”并通过“我”表现、传达出来；三、阿圆为女性，对同为女性的二姑姑的生活感受敏感，同时，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的阿圆与二姑姑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性；四、由于阿圆和“我”同是生活在“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两人同是用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待事物，因此，阿圆的视角并不与“我”的视角冲突。
直至晚上，随着鬼魅气氛的步步升级，节奏加强，鬼脸出现，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后，是似乎让人无法置信的轻松：
我抹着额上的冷汗，不禁轻松地笑了。我说：“阿圆，莫怕了，是姑姑。”
读者跟着叙事者舒了一口气以后，产生了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二姑姑和兰花来干什么？
二、在叙事者眼里，二姑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二姑姑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性质？叙事者是不是可靠的叙事者？隐藏在叙事者背后的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二、作者的意图
二姑姑和兰花来干什么？
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她们显然不是关心“我”和阿圆来的，对任何一个成年读者来说，二姑姑和兰花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听房。 二姑姑为什么来听房？
作为长辈，二姑姑在风雨交加的深夜鬼似的听房，显然是有悖于她的身份、年龄的变态行为。
二姑姑为什么变态？
瓦西列夫曾经指出:“爱情的深刻基础是由生物因素(性欲、延续种属的本能)和社会因素(社会关系、两人的审美感受和伦理感受、对亲昵的追求等等)构成的。”在希腊神话与传说中，两性之爱的主宰是爱神厄洛斯，厄洛斯的意译是“爱欲”，罗洛·梅解释说这意味着“爱神”必须是“爱”(情)与“性”(欲)的统一，一旦二者分离，两性之爱将失去活力，变得毫无激情，毫无“生命气息”。性欲是人类的本质欲望，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心理扭曲程度与压抑力量成正比。二姑姑这看似荒唐、无聊、难以理喻的行为，是二姑姑遇到“新婚夫妇”这种情境时长期累积着压抑的一次爆发。
是谁压抑了二姑姑正常的人性欲望？
当初事发后，如果没有连丫头在内的人人的鄙夷，如果在叔祖的尽力撮合周旋下婚事成功，如果女家不同意把自己家的小姐嫁给一个死人，二姑姑就不会有这样变态的人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切只能如作品所述，人人鄙夷，婚事不成，嫁给死人，是整个社会压抑了二姑姑正常的人性，这显然是文章所要揭示的主题。
明白了文章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出，本文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
作者从小说开头逐步树立起叙事者“我”的不可信性。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本质特征上就是有限的，叙述的材料限于叙事人所知道、所经历、所推断，他不知别的人物的想法和感觉，所能提供的仅为对他们语言和行为的阐释，何况，叙事者一再强调，“二姑姑家我只于年小时去过一次，至今十多年了。我连年羁留外乡……我脑中的二姑姑家，到现在更是模糊得如云如烟”。“故事在这里不必说得太多。其实，我所知道的也就有限”；接下来，叙事者话语中充满了矛盾之处,“悲惨”、“顽皮孩子”、“喜剧”、“有趣”等词互相矛盾，叙事者对故事的讲述和议论中肯定与否定的态度交织在一起。在菉竹山房里和二姑姑相处的过程中，虽然叙事者“我”对二姑姑知之甚少，但“我”和阿圆还是把二姑姑心目中的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看成了可怕的人鬼恋，在着意营造的鬼气中，气氛骤然紧张之后，是叙事者轻松的笑。叙事者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不守传统妇道的二姑姑鬼化、丑化，二姑姑在叙事者眼里失去了悲剧人物的崇高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连受着现代文明洗礼的年轻人、二姑姑的亲侄子都对二姑姑的故事持如上态度，二姑姑的生活中还能有什么光明和希望？在叙事者的调侃后，浓雾般、潮涌般、拼死也逃脱不了的悲剧感迅速在读者心中弥漫开来。
作者设置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目的，显然是不希望读者从叙事者角度看待二姑姑。这也正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带来的“距离控制”的美学效果。第一人称叙事的美学效果即是拉开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叙事者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这一中介的存在使读者不会把小说中叙事者的观点误认为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态度。
不仅如此，作者对“我”这个不可靠叙事者的设置把有限的文本内容推到了无限的意义生成。
小说叙述的逻辑起点是“我”与新婚的妻子阿圆归乡探亲，“我”是受到以“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青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家作品中共有的人物模式：“还乡者”。对叙事者“我”的勾勒，使“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叙事者，而是构成了小说中独立的人物形象，“我”有“我”的故事：新婚。叙事者“我”似在不经意间描绘着和妻子阿圆的幸福生活。当阿圆因怕家乡的老太太不愿去看望二姑姑之时，“我”会投年轻姑娘之所好……在菉竹山房里“我”和阿圆眼里阴森的气氛中，阿圆作为一个现代城市里出来的女子，依然是脆弱的，需要保护的，“阿圆扭着我的袖口”，“她紧紧靠住我，我走一步，她走一步”，“阿圆把头钻在我的腋下”，而“我”也是一个伟岸又柔情的好丈夫，“为要解除阿圆的恐怖，我找了些快乐高兴的话和她谈说。阿圆也就渐渐敢由我的腋下伸出头来了。”这样，“我”和阿圆的故事就与二姑姑的故事形成了潜在的对比性。
因此可以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单纯地表达传统文化对二姑姑正常人性的压抑，而是参照着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对比，提示出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作者的意图决定了其在创作时对视角的选择，二姑姑和少年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自己，是他人，是社会，这也正是作者没有把二姑姑的故事处理成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故事的原因。所以，在封建政体虽然解体但传统文化中糟粕因素仍然存在的广大农村，不可否认，二姑姑的故事有客观现实的基础，二姑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但在作者现代文化观念的烛照下，相对于作者的意图来说，二姑姑的故事是被主观化、符号化了的。
作者在小说中还设置了两个看似随意实则有着深刻用心的人物：兰花和大伯娘。兰花三十多岁了，自己说不要成家的。兰花为什么自己说不要成家呢？不管是从人最基本的欲望说，还是从兰花和二姑姑一起听房这件事说，兰花并非心如枯木，无情无欲，她本可以选择婚姻，但结婚一定会满足女性的情爱需要吗？大伯娘等一批老太太是最令阿圆头痛的，大伯娘的行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变态。从大伯娘这个称呼里，我们显然知道她是已婚多年的人，她们在婚姻里得到了什么？有没有最基本的人性满足？如果有，哪还会忘了尊长的地位而如此变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以“我”的幸福生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和以二姑姑的悲惨遭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乡村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限的文本内容具有了无限的意义生成。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冬玲（1970— ），文学硕士，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 瓦西列夫.《情爱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罗洛·梅.《爱与意志》[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