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日常生活经验意义上的《伤逝》
作者：李 军
摘 要：鲁迅小说《伤逝》中涓生的社会身份是一个小职员，对其与子君的关系应该回到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上来。两人的婚姻关系从身体感觉开始，随着涓生身体感觉发生变化，他对子君提出了超出子君生活经验与承受能力的要求，子君思想的停滞与涓生对启蒙者身份的放弃导致两人事实上不平等，婚姻悲剧实属必然。涓生的忏悔陷入形而上的形式。
目前，关于鲁迅小说《伤逝》的研究文章不下几百篇，虽然其中不免有重复研究之嫌，但整体看来，对于这篇作品的研究可谓既深也广，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思维形式上对作品作了多维的考察，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以前的研究者中却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即如何从日常生活经验意义上认识涓生与子君的关系，或者说如何从个人的生命感觉而不是从宏大的理性精神入手研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在20世纪的“五四”文学中，强大的启蒙理性压倒了对日常人生感受的体验，而研究者也常常带着“五四”时期的人文情怀进入对作品的关注，可是现代伦理对个性主义的强调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信念与意识中，作为被时代文化裹挟前进的知识青年更多地会把这种理念化作身体的行动，对作为芸芸众生成员的涓生与子君的关注也应该回到这种生命情景中来。
作为世俗成员的涓生
如何给涓生的身份定位对于理解文本非常重要。以前的研究者有的把他看做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把他当成启蒙者，也有的把他当成男权主义者，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视角和立场，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涓生首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为生存而忙碌的小职员，不能让他担负过多的历史的责任，也不能赋予他与平民身份不相符的权利，评判涓生行为的伦理或价值标准应该回到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中去，如果只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解读涓生的行为和思想，小说人物的塑造就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很容易偏离小说的审美意义，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物思想的内在轨迹。
这里涉及到涓生的知识分子身份，不错，在某种程度上，涓生也可归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迅速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与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他给《自由之友》写稿，译书，这些全都可以看做涓生的知识分子行为，然而，涓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那类知识分子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个被新文化运动裹挟前进的知识青年，缺乏有个性的追求，没有独立的思想，也尚未建立成熟的价值观念，从根底上他只是把有限的文化知识当做谋生工具的匠人。在这样的意义上，涓生的形象更像一个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平民，而不是传播思想、知识、承担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结合当时鲁迅创作的启蒙立场可以看出，涓生首先是作为类型化的形象出现的，不过，与鲁迅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在这篇小说中，鲁迅的理念主要不是通过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是通过人物自身内部的紧张关系而呈现，在人物自身的行动中，社会与文化等因素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人物的整体行为，那些外部因素只是起到催化作用，而起绝对作用的是人物如何面对外在因素的变化，具体到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上，决定性因素是涓生如何面对生活变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身体感觉与理性良知的问题，这是身体与灵魂的博弈过程。
身体与灵魂的博弈并非自“五四”始，它与人思想的产生同在，但是传统文化却否认了身体感觉的合法性，“五四”新文化将这一长久被压抑的感觉合法化，身体的感觉甚至人非理性的一面在文学中取得合法的位置。这一文化背景为涓生对自身生命感觉的关注作了理论支撑，也为小说对人物感觉的叙事提供了文化平台。鲁迅在小说中也诉说着人的身体感觉。但人到中年的鲁迅毕竟不同于年轻气盛的青年作家，他在诉说身体感觉时，时时显示出成熟冷静的一面，既未像创造社作家那样任情感宣泄，同时又表现了思想家的深邃和睿智。
涓生与子君：从身体感觉开始
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与其说从思想的共鸣开始，不如说从对方带给自己身体的愉悦开始。对于两人如何相识小说并没有任何交待，但从文本中可以看出，相识子君前的涓生正处于人生寂寞与空虚的状态，而这种空虚与寂寞无论从科学还是常识的意义上判断都是青春期身体的一种自然感受，同时也是对异性充满渴望的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非理性的特征。小说也写到涓生向子君谈家庭专制，谈男女平等，但子君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个倾听者，两人在思想交流上是不对等的，由此可以说两个人并不存在心灵相互吸引或碰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支撑两个人走在一块的更多的是异性相吸的快乐，“五四”新文化的背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遇和理念支撑，人类身体的自然需要与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文化时尚激发出他们爱情的火花。至于子君在爱情态度上表现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并不能证明子君的成熟果敢，此时的子君还没有摆脱对叔父和父亲的依附，还没有独立生存的经验，她对于两个人的同居生活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对婚姻的世俗性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一个在生活上还没有摆脱封建家庭，在精神上只是皮毛地沾染一些文化时尚，对于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对于情感世界的理解也只是从文学的抒写（而这点恰恰不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中所得的经验，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的年轻女性在当时那种情景之下的一句话能有多少说服力呢？后来，当涓生明确告诉子君爱情已经死亡时，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此时的子君与相爱时的子君判若两人，即使如此，她也没有选择立即离开，而是等父亲把她带走，并郁郁而死。如果子君真的像恋爱时那么勇敢，那么无畏，在爱情被宣判为死亡时，她还会脸色陡然变黄吗？她还会优柔寡断地等父亲把她带走吗？如果与茅盾作品《虹》中的梅行素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子君其实很柔弱，很缺乏主见，子君的宣言更像冲动时的言辞。既然如此，就可以说子君在这场婚姻关系中既缺乏主动性，也缺乏思想的明晰性，她是跟着感觉走，尤其从同居后子君生活的表现可以看出，她其时还是一个传统妇女。至此可以说，涓生导演了这次婚姻。
灵魂因身体而存在
那么涓生依据什么导演了两人的婚姻呢？那就是身体感觉，与感觉同行的还有理性良知，他就是在身体与灵魂的博弈中走过了婚姻。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但人生存于社会却不能脱离各种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人的本性受制于存身社会的秩序与道德，同时人的本性还受制于身体的感性良知与存身社会的理性良知。但人常常突破道德的樊篱，服从身体的欲求。
最先引起婚姻裂变的是身体的厌倦：“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实的隔膜。”看来身体与灵魂并不那么一致，当身体不再渴望，灵魂才开始浮出，也就是说身体感觉常常麻痹理性思考。不过灵魂也常常适应身体的感觉，身体对安逸与快乐的需要驱动着灵魂对身体的观照。这就有了个人伦理与集体伦理的区别。集体伦理在实践中对个体的身体起着教化、规劝与监督的功能，而个人伦理则是伸展、舒放自我身体的感觉，为身体的享乐和个性的释放寻找价值与理念的支持。两者看似水火不容，但实际上集体伦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个性伸展的托辞。
同居前的子君是涓生眼里的时代女性，而实际情况呢？她不过是被涓生启蒙的学生，面对这个特殊的学生，涓生充满期待与耐心，子君是被涓生想象扩大的红颜知己，也可以说子君在涓生心目中是文学艺术塑造出来的女性偶像。涓生没有从个体生存的意义上，也没有从世俗生活的意义上思考子君，审视自我。他匆匆地跟随着身体感觉向前滑行。而同居后，尤其是涓生经过三个星期对子君身体与灵魂的阅读，涓生对子君的期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子君不再是涓生的偶像，他也不再把子君看作启蒙的对象，他失去了启蒙的耐心，甚至放弃了对子君的启蒙。此时的涓生对子君的期待是能够与之平等交流的知己，而子君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思想碰撞的意义上成为他的恋人，如今涓生既放弃了启蒙的责任，又要求子君能够不断地更新爱情，创造爱情。子君在涓生眼中地位之所以前后相差悬殊，与他对子君身体感觉的熟悉无法分开。因为同居前后子君的思想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涓生身体的感觉，由身体感觉的变化引起他思想上的变化。同居前，子君生活的视野不过是父辈的封建家庭，她走出家庭更多的是时代的激发与涓生的引导，外来力量的推动促进子君走出家庭，当这种外来力量离开她的生活时，她有限的生活经验仍然是封建家庭的生活经验，这样就不难理解子君为何在同居后沉浸在日常琐屑生活的忙碌中。涓生对子君的期待与实际生活中的子君判然有别，悲剧已经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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