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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及其小说的当代意义
作者：白玉红
“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贡献出独特的图式。”⑧赵树理在语言上更有杰出的创造。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写作时首先考虑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迁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他并没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
写出真实的乡村，并真实地书写农村乃至农民的真实生活生存，从而发现时代背景下的人性变迁。这是赵树理的文学追求，也是他的深刻之处，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⑨。
三、独立思考的精神
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他应该关注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永远只能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独立的思想，那就只能是图解别人思想的工具。所谓的独立思想，也就是独立思考。其实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乏独立思想的能力，关键是在体制的强大压力和既得利益的诱惑下，能不能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
自解放区文学被确定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起，赵树理就被看做与新的文学方向相关的作家。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大红大紫到1970年的被迫害致死，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受到的种种非议到本世纪初年的再度被关注，赵树理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命运折射出的是新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曲折坎坷。在这异常艰辛的曲折坎坷中，我们看到了赵树理身上的极其可贵的品质：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精神远也许比他的著作更值得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而赵树理不是这样，他始终坚定地固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文学理想，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路，用文学表达着自己对人生、社会、现实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
赵树理一生创作的作品有二百多万字，《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等，生动再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以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在他的前半生完成的。他的后半生作品较少，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是何等的气派!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直敏锐地关注农村生活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的赵树理发表了《实干家潘永富》《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好几篇有影响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有意识地张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勤劳、踏实的创造，体现了他在充满浮夸之风的年代里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其中的《“锻炼锻炼”》在正视农民摆脱旧观念的艰巨性、长期性的同时，又一次揭示农村问题的结症在基层干部身上，反映了作家对新制度下作为政权执掌者思想素质和工作作风的继续关注，体现了他深邃的现实主义目光。赵树理的这批小说，“不仅在小说领域而且在整个共和国文学发展中都有着重要意义，它显示了在虚假的浪漫主义泛滥的创作环境中，作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自觉坚守”⑩。
不可否认，赵树理在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确许许多多政治化的色调和痕迹，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独立思考，对于农村中盛行的极左路线、浮夸之风，他敢于仗义执言，实事求是，即使是面临着政治压力与迫害时，他也没有妥协和苟且过，表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胆识和勇气，也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为此，他宁愿不写小说，也不肯违心地粉饰现实，1959年赵树理原计划写一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户》，主要是反映人民公社之后的人事变迁，但最终也未能写一个字。
赵树理坚持写农民，歌颂农民身上的美好品德，他又不回避社会矛盾，大胆地揭示农民的缺点，批判农民的保守落后。他勇于在创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勇于在创作中揭示和批评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错误和不良行为；同时，他还涉足了以前和同时代作家较少关注的领域——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无疑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的开拓，也赵树理对于当代文学的独有贡献。
四、结语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渐渐演化为单一的都市文学。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反映都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三农”问题的出现，重新让人们的目光从都市走入农村，让人们对现实中的农村有了一个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和宽阔的视野。但是，当下的“三农”文学作品普遍缺乏较高的艺术性。不少作品注重对生活现象的描摹，呈现给读者的是具有生活感的细节和逼真的场面。这些细节和场面，只是从一般社会意义上表现了生活，还没有升华到艺术的高度。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和场景应既保留了生活自身的质感，又具有典型和象征意味，它们最终指向的是交织着作者的生命气息的、具有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应该说，赵树理是他们的榜样，因为，赵树理是最直接最全面最深刻地关注农民命运的作家，在他的描写农民命运的小说中，人们看到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并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在理解、同情中对农民的命运充满了期待，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自鲁迅以来对农民描写的根本变化，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中，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追求。
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因为只有他，才经典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艰难的融合。他选择民间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世世代代生活于农村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丰富的民间文化熏陶的艺术气质，另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农民命运的高度关注和精准把握。他“拥有一般工农兵作家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因此它的创作也不单拥有了形式和枝节上的民族特色，而是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11}。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白玉红（1966—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① 丁帆：《“地域乡土”的逃离与“精神返乡”情绪》，刘绍棠主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6页。
② 转引自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0页。
③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④ 赵树理：《与荣安的谈话》，《赵树理文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⑤ 转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⑥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⑦ 贺仲明：《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⑧ 葛红兵：《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303页。
⑨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⑩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40页。
{11}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