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赵树理及其小说的当代意义
作者：白玉红
摘 要：作为农民的写作、以故事见长的乡村叙事以及独立思考精神是赵树理小说的独特魅力，也是赵树理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尤其是在当农民再次成为社会阶层中的新弱势群体的当代背景下，他的艺术品格和文学精神对当今文学显得至为重要。
这是一个曾经被无数双敬佩和崇敬的目光长久地关注的作家，这又是一个被渐渐遗忘甚至是被遗弃的作家；这是一个顽强地固守着自己文学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作家，这又是一个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焦虑，而最终以极端的方式走完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作家，赵树理—— 一个在任何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可以找到的名字，一个生前生后都被各种嘈杂的声音包围着的名字。
或许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赵树理的人生轨迹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轨迹，赵树理的文学道路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和把握，赵树理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存在，他的创作必然会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无尽的借鉴和启迪。尽管赵树理并非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作家（比如，小说形式存在着单调和简单化的缺点），但确实是个成功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他在文学史上的无可替代，而是他对中国乡村的长久的关注和无人能及的洞悉与把握。
一、作为农民的写作
千百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生活最悠久、也最为沉重的社会阶层。“农民”也从来就不是荣耀的身份，尽管不少作家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但是他们一旦有机会摆脱农民身份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农村，奔向城市。“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比较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①。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作家”即是例证。但赵树理是个例外，他是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标榜自己是“农民”，并以“农民”身份为荣的作家之一（其他如柳青、浩然等），“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汇。……他把自己当做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杨品：《赵树理与市场经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2月18日第7版)他的情，他的爱，他的心，他的魂，始终与农民血肉相连的，“农民”成了赵树理的精神标记。
赵树理对农村的钟情、对农民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的生命之根、文学之根、情感之根都深深植于现实生活土壤中，与广大民众休戚与共。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 赵树理最大的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前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后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农民”，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因此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发现农村和农民，而是以一种自觉的姿态，站在农民自身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来写乡村。
一个作家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人生遭际，独特的生存经验，是构成作品个性化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还是外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劳伦斯、卡夫卡等等，这些留下了不朽作品的作家，都有着非同常人的人生经验，或者说是命运。这也是命定的东西，后来的所谓“体验生活”，基本上无济于事。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②的赵树理也是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作家，是生活在“玉米地里的作家”，是“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的作家③，他的全部人生经验和艺术积累都来自他所生存和热爱着的故土。
赵树理生于山西沁水农民家庭，少年时期跟父亲做农活，同时接受北方民间艺术熏陶，形成了他接近农民审美心理的艺术趣味。1925年，他在长治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新文学，他发现，思想先进的新文学缺乏农民所接受的形式，新的内容很难走进农民的心坎。从1930年代起，他便立下“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④。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它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心愿。”⑤赵树理的这种追求“主要是出于一种生活实践的内在需要，是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所以他不像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有些隔，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⑥。因此，可以说是丰厚而坚实的乡村生活成就了赵树理，而赵树理也用精彩的小说表达着自己对乡村的忠诚与感激。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中的新弱势群体。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在文学创作的主流作家群中，除了极少数作家仍在坚守大地、深入当下生活的激流，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进行创作外，在琳琅满目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很难见到一本研究乡土文学、研究农民形象的著作，农民形象的缺席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此时，我们更加怀念赵树理，更加留恋其作品中的乡村关怀意识，更加敬重他的“作为农民的写作”的文化人格——如果没有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格外关注，没有对农民的忠心和赤诚，作家就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为农民仗义执言了。正是从这里，赵树理的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时代魂魄，也就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了。
虽然赵树理小说的理性审视力远没有鲁迅、茅盾、柔石等人的那么深刻，但他所描述乡村生活的真切，对农民生活和性格展示的全面，以及他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与农民生活的贴近融合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和生活场景第一次以自己的文学形式，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显现在文坛上。他为中国的乡村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视角和创作方式。“从文学意义上说，作家们心灵的峻切，与乡村间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的关系，都使它在呈现对乡村生活描绘具有别致的深度和真实度的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交织着作者心灵和血脉的文学方式，具有切入人的心灵深处的审美感染力”⑦。赵树理被铭记的理由，或许就在于他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乡村问题的现实介入。
二、以故事见长的乡村叙事
乡村和中国革命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和根据地，同时，它曾经也是中国文学最丰盈和最坚实的源泉。但是，当下的作家和读者似乎更钟情于迷乱狂欢的都市，不少作家更热衷于炫耀创作技巧，或是依靠零碎的情绪来完成一篇作品，对读者来说，泥土的朴素的和野花的芬芳也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赵树理的小说，一种久违的自然与清新会扑面而来，让人沉醉，叫人迷恋。这正是赵树理小说的对于今天的价值：他从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观察、思考农民生活，反映时代变迁过程中人在思想层面上的变化，并以此来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对农民、乡村的关注并不是平面化、简单化的，也不是就农民而论农民的，而是把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与整个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从而使他的小说有了一种更加凝重而深沉的力量。
赵树理的小说都是写农民的，是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绝大部分作品又是以农民为主人翁的。即使是以干部和知识青年为主角的作品，写的还是农民，因为他们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或者是新的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他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乡村，那里生生不息、有声有色的民间社会，被他转换成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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