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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叛到皈依
作者：李钦彤
如果说这三篇长篇小说是从正面描写亲情的重要，那么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则从反面描写亲情的不可缺失。水果摊主孙福惩罚一个偷水果的男孩，他追上那个拿了一个苹果的男孩，挥手打掉了男孩手里的苹果，卡住男孩的脖子，让男孩把咬下去的苹果吐出来，然后“两只手一使劲，咔地一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男孩发出了尖叫，声音就像是匕首一样锋利”，接着孙福把男孩捆起来，让他在水果摊前卖力地一遍遍喊“我是小偷”。一个微不足道的苹果却让一个男人如此残酷和冷漠，小说没有停留在对暴力的描写上，在小说的最后作者揭开了背后的原因。在很多年前，孙福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五岁的儿子，家里的照片保留着过去的幸福，“妻子在左边，两条辫子垂在两侧的肩上，她微笑着，似乎心满意足。他在右边，一张年轻的脸，看上去生机勃勃”。但世界却超出了他的想象，一次意外改变了一切。儿子溺水，伤心的妻子在一个冬天追随一个剃头匠而去，幸福家庭变得残缺不全。正是这家庭的破裂使得孙福发生根本的转变，以恶抗恶，用暴力来报复社会。小说让我们看到现在人类如此依赖家庭这个温馨的空间，家庭成了他们生存的希望，一旦失去，会变得多么失魂落魄。
三
余华写作的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作家对童年经验的逐渐摆脱，寻求新的写作道路。童年经验不仅指童年生活的记录，它还包括活动主体对童年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主观色彩，并且随时代、年龄变化而变化。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作家会不断修改它的童年经验，产生新的意义。{11}
童年的经历给余华留下的是孤独寂寞，对鲜血、死亡的耳濡目染，见证了人间的死亡和人世的艰险，“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12}，“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13}，“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14}。随后的历史让他看到了在灾难面前人性的堕落和沦丧，良知、道义的湮没和沉沦，“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15}。这些童年经验孕育诞生了余华对世界的认识，体现在他以后的写作中。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以及写作的不断蜕变，开拓，余华开始逐渐摆脱童年经验的制约，有意识的去反抗当年的写作理论，“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16}。在这个转变中，很多外国作家给了他启发，“也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与丑恶”{17}。而墨西哥胡安·鲁尔福也给了他很大影响，“拉美文学里第一个将我震撼的作家是胡安·鲁尔福”{18}，这里不仅仅是诗一样流畅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描写苦难、善恶的途径。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帕拉莫》讲述帕拉莫巧取豪夺，谋财害命，成为科马拉村最大的地主，在村中为所欲为。在外在的风光之后有着内心深不可测的孤独，他渴望爱情，希望拥有一个真正温暖的家庭，他追求深爱的从小饱尝人间苦难的女子苏珊娜，但可望难即，屡遭拒绝。他外表的残暴掩盖不了经过徒劳的努力而无法攻克梦寐以求的堡垒的痛苦。这就是他罪恶但又孤独的一生，作家没有进行简单道德评价，而以悲悯的姿态表现复杂的灵魂。
这次转变无疑是对早期写作的一个反思和再认识，在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意义建构上进行再次重估，现在所寻找的却是当年所反叛的。中国的家庭既有像“五四”作家描写的可怕的部分，亦有好的一面，“孔子的伦理，实寓有所谓絜矩之道在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总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19}。余华把家庭文化中好的一面放大，以此来寻求一种精神的立足点，他放弃了开始时的酒神式的激烈姿态，而是以静穆的祛除火气的日神立场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建构体系再次重估。
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并没有像有的评论家指出的，从《活着》后开始从先锋转向民间{20}，而是依然在先锋的路上。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钦彤，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①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Ⅱ），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③④ 曹书文：《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家族文化情结》，《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144页-第148页。
⑤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
⑥⑦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第45页，第46页。
⑧ 张爱玲：《私语》，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⑨⑩{17} 余华：《〈活着〉前言》，《余华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第292页，第292页。
{1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54页-第64页。
{12}{13}{14}{15} 余华：《自传》，《余华作品集》（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第383页，第384页，第385页。
{16} 余华：《〈河边的错误〉后记》，《余华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18} 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第13页。
{1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0} 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第68页-第70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