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从反叛到皈依
作者：李钦彤
摘 要：面对中国家庭伦理，现代作家理性批判而又情感依恋，余华则不再矛盾。作家逐渐摆脱童年的记忆，从《活着》开始，从对家庭的彻底否定转向全面认同，在重估中国文化的意义建构后再次估价。从这个意义说，余华后期作品并没有从先锋走向民间，而是延续了一贯的先锋气质。
“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这句话在余华早期的创作中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义。亲情被放逐，家庭没有了我们所熟悉的温暖，不再是情感的归宿和港湾。离家对于“我”意味着解脱，余华用一系列作品为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冷酷和离家的原因。
一
余华笔下的家庭亲情荡然无存，夫妻反目、兄弟阋于墙、父子仇视在作品中是家常便饭，暴力、仇恨、混乱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文明被逼到了狭窄的角落，四面楚歌。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就是暴力从日常生活中退场的过程①，退居到国家的统治体制中，以隐性、潜在的方式存在，对社会、人形成一种心灵的强制。但在余华的小说中，暴力恰恰存在于平时的生活中，挑衅着文明的社会。
在饿殍遍野的年代，《古典爱情》中的丈夫/父亲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卖给他人，“柳生听得那幼女唤了一声爹，可那男子并不回首，疾步走去，转眼消失了”。在生存的灾难面前，家庭血缘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力无法抗拒活下去的本能冲动。《一九八六年》中，母女俩害怕已成疯子的丈夫/父亲再度走进她们的生活，所以当“她在看到疯子被扔进板车时，蓦然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在历史的灾难面前，生存的理念成了她们丧失道德耻辱感的借口，不可抵御地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自我保全的价值戴上了不可置疑的合法王冠。而《难逃劫数》中东山、露珠夫妻间的相互伤害和摧残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为了把握住自己的婚姻，丑女露珠决定毁掉丈夫东山的面容，“她听到了嗤的一声，那是将一张白纸撕断时的美妙声音。那个时候东山猛地将右侧的脸转了出来，在他尚未睁开眼睛时，露珠将那一小瓶液体全部往东山脸上泼去。于是她听到了一盆水泼向一堆火苗时的那种一片嗤嗤声。东山的身体从床上猛烈地弹起，接着响起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哇哇大叫，如同狂风将屋顶的瓦片纷纷刮落在地破碎后的声音。……他的双手在脸上乱抓。露珠看到那些灼焦的皮肉像是泥土一样被东山从脸上搓去”。她用暴力来满足自己的情欲，结果没有换来爱情，收获的却是丈夫用烟缸、凳子、台扇杀死了她的残酷现实。
家族观念中比夫妻观更重要的父子观被解构，指向时间绵延层面的“孝”遭到嘲讽。《世事如烟》中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克儿子来增寿，奸幼女以此采阴补阳；六十多岁的职业哭丧婆和孙子同床以怀孕，家庭正常的伦理秩序遭到解构，家庭演变成了老年对少年的屠宰场。古代的子为父报仇的故事也无法再次上演，《鲜血梅花》写道“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已是十五年前的依稀往事。在阮进武之子阮海阔五岁的记忆里，天空飘满了血腥的树叶”。在阮海阔的复仇道路上，只有无意中的复仇，没有仇恨，只有漫无目的的报仇旅程，没有了为父报仇的激情和渴望。《在细雨中呼喊》则展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父子关系，无耻混蛋父亲孙广才，虐待祖父，背叛妻子与寡妇通奸，性骚扰儿媳，完全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暴力也会随时降临到孩子身上，“父亲将我绑在树上，那一次殴打使我终生难忘。我在遭受殴打时，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站在四周看着我，我的两个兄弟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
家族观念中空间扩展方面的“悌”亦没有逃脱被颠覆的命运，《现实一种》写到哥哥山岗的儿子皮皮失手摔死了弟弟山峰的儿子，山峰则“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山岗则把山峰绑在树上，脱掉他的袜子，在他脚上涂满了熬好的肉骨头，饥饿的小狗贪婪地舔着山峰的脚心，“他就不由自主地将脑袋一缩，然后拼命地笑了起来。他要缩回腿，可腿没法弯曲，于是他只得将双腿上下摆动。身体尽管乱扭起来可一点也没有动。他的脑袋此刻摇得令人眼花缭乱。山峰的笑声像是两片铝片刮出来一样”，“他耷拉着脑袋呜呜地笑着，那声音像是深更半夜刮进胡同里来的风声。声音越拉越长，都快没有间隙了。然而不久之后山峰的脑袋突然昂起，那笑声像是爆炸似的疯狂地响了起来。这笑声持续了近一分钟，随后戛然而止。山峰的脑袋猛然摔了下去，摔在胸前像是挂在了那里”。家庭上演着暴力的循环，以恶抗恶，中国儒家所宣称的兄弟之爱没有了任何的生存空间，作品无疑“是对中国的家庭伦理的无情颠覆”②。“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古人所设想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兄弟关系只不过一个虚幻的想象，只能存在于古老的诗词中。
家庭展示给“我”的是残酷的暴力和泛滥的情欲，“我”这颗幼稚心灵体验着暴力、死亡、孤独，感受亲情的匮乏和缺失，生活在被抛弃的绝望情绪中。家庭的破裂、亲情的丧失使得“我”只得诉诸内求，不再希望外在世界能带给“我”什么幸福的承诺，“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里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竟在这里”。家庭已不再是“我”理想的精神家园和栖居地，“我”只能自我建构一个内心的精神根据地。
现代作家理性批判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情感上却又依恋难以割舍③，存在历史判断和道德衡量的差异，而在余华笔下一切被重新洗牌。家族文化分为人伦秩序层面，道德情感、血缘亲情层面，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层面④，余华从理智、情感、精神寄托这三个层面和父子、兄弟、夫妻三方面彻底否定、舍弃了家庭伦理，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构筑体系，“‘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庭观念上筑起”⑤。余华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意义建构，在全面否定中表现对世界的认识，“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⑥，“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⑦。作者执著寻求自己的精神真实，从他的写作中读者看到了先锋的气质。
二
在以决绝的姿态表现虚无的价值后，余华似乎感到了漂泊的痛苦和精神的无依，“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粮食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⑧。后期作品转向家庭的认可和皈依，从神圣的立场彰显实存的意义，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的支点。出门远行的流浪者开始疲惫，一个漂泊久的灵魂开始寻找栖息地和归宿，寻求精神的家园。
家庭成了人所眷恋的生活空间，也是精神的家园。《活着》讲述家庭亲情如何支撑人渡过苦难，家业易主，父亲死去，妻子离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以前呼卢喝雉的富贵突然意识到亲情的重要，他开始痛改前非，辛勤劳作。亲情成了他劳动的动力和希望，也给他在战争中生存的勇气。一家人的团圆成了他们最大的幸福，“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亲情成了他们战胜苦难最有力的武器，饥饿，乃至死亡的恐惧都无法挑战失去亲情的恐惧。小说写到迫于饥饿生存的压力，家人把凤霞送到城里条件好的家庭，“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那户人家去了”，“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从《活着》开始，余华开始从精神的漂泊、孤冷走向寻求归宿，在家庭的书写上从紧张到和解。“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