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王跃文及其官场小说散论

作者：池永文

　　
　　 3.“上边儿”
　　 官场上的“上边儿”既重要,更神秘，“上边儿”总是决定官场中命运的唯一因素，“上边儿”本丝毫不代表百姓的意志，却以“群众推荐”“群众反映”“组织考察”“集体研究”等面目出现，体现出相对公正且又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表象。比如，地委书记陶凡，是一个能文能武而且比较清廉的干部，但“上边儿”始终没有再提他一步。但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民怨和官愤。无论是否有能力、有政绩，也无论作风品行好坏，在中国官场，“上边儿”独断把握下级的仕途升迁，再如关隐达尽管为官清正，为人正直，可一旦失去“上边儿”，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没能得到重用，官场用人实际只任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更有甚者，即使贪赃枉法、罪大恶极、民怨四起，也只能由“上边儿”调整。没有真正的罢免、弹劾。
　　
　　三、官场上的人性刻画
　　
　　 文学即为人学，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之所以存在很大价值除了在内容上表现大家最关注某个阶层的现实外，还在于小说对人的异化有一定的探讨和表现。人在官场、职场，性格总是会因为环境而发生变化的，在官场这个“人精儿”集中的地方，人的性格被扭曲的可能性会更多更大一些。人在官场，追求职务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人的进取心、羞耻心、智慧、狡诈、贪婪、无奈、坠落等性格都会被集中表现出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官场是人性表现最彻底的地方。王跃文的作品中塑造的朱怀镜、关隐达、陶凡等人物，只要一看作品就不会忘记，而人性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极端表现更不会令人忘记，从这一点上说，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的最大艺术成就在于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受《红楼梦》的影响，王跃文的作品取名上刻意回避其现实性，如乌县(无县)、梅次地区(没此地区)、谬明(没有名)、关隐达(官瘾大)、朱怀镜(诸坏尽)、陶凡(讨烦)等假名似乎显示只是讲故事，但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更逼真地反映出一种时代、表现某些文化，不仅作品中的人物都能在现实官场中找到影子（当然官场中人不敢“对号入座”，这正是中国官场一大特点），而且“形象工程”、“架子工程”和虚浮作风等社会或官场的弊病都在其作品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期待王跃文在今后的创作中，尤其是在官场小说创作中，更加注重“官场文化”的发掘，塑造更多类型的“官场的典型人物”。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池永文，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佘丹清.王跃文、阎真、肖仁福官场小说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75.
　　[2] 王跃文.官场无故事·自序[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2.
　　[3] 段崇轩.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J]. 小说评论，2001，2：75-81.
　　[4] 潘沅汶.20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创作的考察与反思[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25(4)：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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