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王跃文及其官场小说散论
作者：池永文
摘 要：官场出身的“官场作家”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系列，以现实主义为原则，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人情世故的刻画十分到位。他把官场中“人脉”，“规矩”和“上边儿”等潜规则展示得细致入微，把官场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一部颇有价值的当代《官场现形记》，艺术地再现了现代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当代官场小说中，湖南的王跃文、阎真、肖仁福三位作家的作品颇具个性，尤其是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系列，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不放弃典型化方法，注重环境和人物的刻画，其作品具有一定批判意义和很强的可读性。
一、官场出身的“官场作家”
从《国画》到《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再到《梅次故事》《官场春秋》《官场无故事》，王跃文的一系列作品，无不和官场有关，就连以爱情为主题的《亡魂鸟》，也通过维娜的视角捎带描绘了一番官员百态图。广大读者也根据王跃文小说的内容，将他的作品称为“官场小说”。文学评论家对此有一种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称王跃文的作品活脱脱就是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相应地，王跃文自然而然地被大家称为“官场作家”。而以描写官场腐败现象出名的作家王跃文原来就是一位官场中人，也有人说他是官场中的异类。1984年大学毕业的王跃文，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从湖南溆浦县政府到怀化行署，最后再到湖南省政府。使王跃文的仕途发生改变的是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的出版。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小说，因为逼真地描写了“官场”的某种现实情状，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
王跃文本人从不赞同人们的称呼，他说：“别叫我官场作家。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因为他以什么为写作题材就称他是什么作家吧？”不同意“官场作家”的名号，王跃文自然更不能认同“官场文学”的说法。
其实王跃文之所以博得“官场作家”的称号并非完全因为他来自官场和以官场为主要写作题材，更主要的在于王跃文的作品对官场人际关系有一种深入骨髓般的分析，让普通百姓叹为观止，让官场中人竞相传诵。
如果说擅写公务员的刘恒、刘震云还有愤怒，有诗意的残余，到了王跃文这儿，就只是一种整天“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诚惶诚恐、兢兢业业的“秘书世故”了。他以从容不迫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描绘，对人情世故的刻画十分到位。把官场游戏规则勾画得细致入微，把官场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一些读传统小说长大的人士在读了王跃文的小说后惊讶地发现：书中的政府官员竟没有一个正面形象，更没有英雄人物，他们眼中的反面人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他笔下官场中人对新老领导的交替投靠，下级对上级情人一般的相互需求，人们浮游在官场内外的平衡选择，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人性的阴暗和软弱，是人与人之间谁也摆脱不掉、谁都想读懂的复杂关系，如同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自然植物。有真实的根系、筋脉、汁液和气味。至于它到底能长到多大，活多久，没有现成的答案。王跃文的小说就像一不小心混迹于好莱坞商业影片中的异类，突破了八股定势，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创作，他的作品绝不是什么黑幕小说，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从来就不想写黑幕小说——他只是写人，写人性而已。让人注意的是横向的比较而非纵向的，这人那人在人前人后所说所做有何不同，效果如何，得焉失焉，都被一种盈亏过于清楚的小聪明照得纤毫毕现，官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被一支笔像小刀子一样一点一点地解，颇使人会心。
二、官场现实中的“潜规则”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能被众多的读者和评论者所欣赏，很大程度在于他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性。
虽然“官”这个字并未进入国家正式行文中，代之的是“公仆”“公务员”。可事实上官本位的意识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官场一直充满了欺骗和狡诈、神秘和无奈、光荣与梦想。“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思想千百年来几乎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人们提起“得志”“成功”这些词，第一反应是当局长、县长、省长之类，几乎社会上所有的精英都集中在官场上。因此，不仅仅是官场，整个社会都对“官场上故事”津津乐道。然而，当“官”和“官场”却又是一个令人感觉既想又不敢或不好意思说的话题，至于“官”的当法，“官场”内幕，更是神秘难言。
王跃文的作品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而是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公务员系列的生存状态：大多数人终日饱食无事，然而又不能得到升迁，不能通过正常的职场手段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不仅如此，王跃文的《官场春秋》更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官场游戏规则，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比较明确地表述和体现出官场“潜规则”——
1.“人脉”
“人脉”是看不到的，却是在官场中时时处处存在的。说白了就是官场“山头”、派系和关系网，在官场向上爬需要“人脉”。一个领导做的成功与否，最主要的是看他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人脉”。王跃文的作品无处不在着力强调“人脉”的重要，如《夜郎西》和《夏冬秋》中的关隐达的命运便与他所处的“人脉”关系息息相关。他当上陶凡的秘书后，处处受人尊敬，一些级别比他高许多的副地（市）级领导干部也会对他礼敬有加。二十几岁就当了县委副书记，风光无限，前途无量。随后，他的老领导、岳父陶凡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的霉运就开始了，先是被地委当作没人缘的领导调来调去，而且是越调动地理位置越偏远。后来即使他通过告密的手段支持当时的地委书记，也只不过是由副县委副书记提成了正书记，而且正书记只当了不到一年又被安排到了地区教委主任这样一个当时没有什么实权的闲职上。后来，地委领导不知换了几届，但关隐达一直不得重用。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那就是从上到下，大家都认为关隐达是陶凡的“人脉”关系中的人了，即使他想投靠别人，人家也不能信任他了。再如张兆林、陶凡、朱怀镜等人物形象也无一不是围绕寻找“人脉”、经营“人脉”展开和刻画的。
2.“规矩”
官场“规矩”大。如果在官场中不懂规矩，不守规矩，那你就没什么发展了。一是面子。上下级之间要相互给面子，尤其是下级必须全力维护上级领导的面子, 用韦小宝的话说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按《夜郎西》主人公关隐达的说法就是：当领导的不要指望下级人人都听你的，只要能表面上听你的招呼，造成一种一呼百应的气氛就行了。二是官腔。当官必须学会打官腔、讲套话，形式主义是官场必须的讲究，对上夸耀“领导的指示非常重要”、表白“认真贯彻执行”是口头禅，对下，常说“成绩显著”，“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班子”、“要充分相信组织、依靠群众”等视察性语言必不可少。三是尊卑。对上只称官职，忌讳名字，称呼副职要省掉“副”，领导习惯被尊重，哪怕是他明知道你的尊重是假的、是做作，但他也需要。《国画》和《梅次故事》的主人公朱怀镜，在成为地委副书记后，每次回家他的小秘书都要做出送他下车、回家的动作，而他每次也要说一次“不要动了”，但是一旦他的秘书有一天没有做出这个动作，他就会很不习惯。四是“表示”。“表示”就是送礼，但在官场上，“表示”不可以随便做，随便受，特别讲求对象、内容、时间、场合和方式，“借口”是否恰当是最为关键。朱怀镜想当处长的时候，向市长“表示”了两万五千块钱，在他想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向北京的李老“表示”的是一个明代的石蹲儿。在《国画》里，朱怀镜帮一个私企老板的忙，接受了五万块钱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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