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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佩甫小说的权力批判主题
作者：李博微
（三）以“经营人场”的官场哲学巩固权力地位
基层权力者普遍极为重视与上级沟通关系的策略——经营人场，即以感情投资的方式，营造外部的关系网络。他们深知，乡村一级的权力一族，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底层地位，无法逃脱上面权力机构的制约，只有巧妙地打通与上面的关系，才能为自我的天地营造一个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应对来自各方的冲击，消解可能对自己的权力造成威胁的东西。他们在与上级官场建立关系时不急功近利，不图回报，舍得花本钱，下力气，从长远着眼，种下一份“人情”，静等收获百倍千倍的利益，获取强大的背景支持。扁担杨村村长杨书印以“爱才”的名义资助杨文光上大学；呼家堡的支书呼天成，早就发现村一级的所谓组织并不具备权力形态，因为他并不是村人眼里的“政府”。在村人眼里，“政府”才是真正的上头。因此，他毫不吝惜财力和精力培养孙全林、邱建伟、冯云山、呼国庆，结交和施救一大批落难的老干部，为成为呼家堡的“神”营造强大的官方背景。
年轻的李金魁、冯家昌、呼国庆也同样深得种植“人情”之道。李金魁大学期间并未显示出对知识的热衷，他要做的是暗自经营可以将来利用的关系。正是对这种外交策略的高度领悟力，使李金魁、李治国、冯家昌们仕途一路顺风。他们总能放出、推荐并利用能人，在自我权力以外的政治中心形成一个以“人”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一个强大的“人场”，以备不时之需，并在需要时能够人不出面，足不出户，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全方位展现基层权力形态下的非正常状态
李佩甫小说不仅揭示了基层权力一族获取和实施权力通道的非正常性，还善于表现权力带来的残酷和不人道，展示乡村社会无序、紧张的不合理状态。
（一）百姓一族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价值全面丧失，并由此导致基层权力恶性膨胀
百姓一族病弱的人格和强烈的依赖感，必然导致思想意识的盲从，价值评判尺度的缺失，使基层权力缺乏健全、有序的监督机制，从而导致专制统治的滋生，带来权力的恶性膨胀；《小小吉兆村》里的村长吉昌林，十八年来一直是村里公认的谁也搬不倒的铁旗杆；《豌豆偷树》里的村长有权决定让谁浇地，不让谁浇地，还公然霸占村民的房屋押金；《金屋》里的村长杨书印说一不二，奸污妇女，侵吞公款，逼死人命，还敢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村人撒尿；《羊的门》里村长呼天成先后领导四代人，将呼家堡苦心经营成一个“国中之国”，一切按他的信念和意志运转，人们对他顶礼膜拜，不管爱他、敬他，还是畏他、恨他，实际上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都由他支配。
（二）权力者与权力对象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权力一族持续受到冲击
在李佩甫笔下，基层当权者不管是一心为公，还是心怀私欲，都不断受到威胁和挑战。他们专制统治下的王国如“金屋”“城堡”一样，却也并非固若金汤。新的时代毕竟已经到来，新的生命肌体已经涌现，现有权力秩序的反叛者显现出刚健的人格和雄强的精神。《 败节草 》里少年李金魁以孤注一掷的自虐方式与处事不公的村长抗争，最终取得胜利；《 豌豆偷树 》里王小丢以暴抗暴向村长讨债，逼得村长让步；《 金屋 》里杨如意成年后挣钱盖了一座豪华气派的“金屋”，逼得当年排挤他的村长挖空心思对付他，最终丧失理智而身败名裂；《 羊的门 》中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的呼天成，几十年生活在孙布袋泣血反抗的噩梦中。在他六十大寿之日，面粉厂的刘庭玉要带头老婆孩子脱离呼家堡，无疑更是公然的反抗。尽管反抗者抗争的程度不一，但无疑都实实在在让当权者无比惊慌。不人道的乡村权力形态，显然正面临颓败的命运，崭新的现实需要建构新的权力秩序。
（三）权力者自身难以摆脱失落和绝望的精神困境
李佩甫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方面写尽基层当权者不惜代价追求权力的艰辛历程，一方面却又不放弃权力批判的写作立场，他使笔下的弄权者费尽心机获取了权力，却又使他们不满足于成功，常常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时感到难以言状的失落与绝望。
由大李庄百家饭食养大的李治国，由乡长、部长而县长，仕途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和“毁坟修路”两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和能力，但他很快尝到了极尽辉煌后的寂寞与痛苦。直到小说结尾，他的灵魂仍在困惑焦灼地自语：“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呼家堡的村长呼天成翻云覆雨几十年，在退休之际，面临崭新的现实，苍老的呼天成也感到无从且无力把握。耐人寻味的是，他临死之前的唯一愿望，是想听一声狗叫，而曾经下令杀死全村所有狗的人，恰恰是他自己！这不能不说是基层权力者对自身专制统治的自我怀疑与终结。
综上所述，李佩甫小说对乡村社会的书写，侧重于对乡村权力场的展示，进而完成对现有权力机制的批判和探究，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审美意象，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叙事空间，表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难能可贵的是，李佩甫从不回避现实。在他的小说中，基层权力一族建造自己权力王国的种种措施，也包含有一些现代的社会管理经验，在追求一种“治心术”的道统力量时，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保护乡民的作用。但是，李佩甫通过对于乡村社会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场景的书写，更清楚地显示出，这些权力者给百姓带来的保护和利益，是以百姓更大的丧失和牺牲为前提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能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个人权利的制度。这一意义层面的揭示，更能显出李佩甫小说权力批判的深刻和入木三分。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博微，文学硕士，河南省开封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写作教学。
① 姚晓雷：《“绵羊地”和它上面的“绵羊”们——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② 姚晓雷：《乡土呈现中的一种知识分子批判——李佩甫小说的一个主题侧面解读》，《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③ 李佩甫：《李氏家族》，《李佩甫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本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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