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论李佩甫小说的权力批判主题
作者：李博微
摘 要：本文综观李佩甫的创作历程，从中原乡村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权力一族获取权力的非正常通道，以及乡村非正常的权力形态三个方面，彰显作家对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探究与焦虑，展示李佩甫小说权力批判的深度与力度。
20世纪以来，乡土民间一直是中国文学热衷关注的对象，对乡土民间的展现又一直与民间的苦难与改造这一经典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主题暗含的逻辑就是在同情民间苦难的前提下，又把民间视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认为在乡土民间生存形态里其实也包含了造成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权力机制的必然性。作为表现当代乡土民间这一主题的佼佼者，河南作家李佩甫正是坚持强烈的现代理性的批判精神，把对具体的乡土民间内容的挖掘同对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挖掘密切结合起来，显示其对中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
分析李佩甫小说的深层结构，我们不能不为其中几乎毫无例外的对权力的诉说而震惊。乡村社会的奴役与反奴役，人性与反人性，爱情与非爱情都与对权力的颂扬与诠释、质询与抗议、歌颂与暴露深深地纠结在一起，人的尊严与羞耻，热情与疲惫，生命与死亡都与对权力的崇拜与恐惧密不可分。李佩甫小说往往通过对中原乡村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基层权力一族获取和实施权力的非正常通道，以及乡村权力形态下的无序和不合理的非正常状态的展示，表现对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探究与焦虑，达到一般乡土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力度。
一、深刻揭示中原乡村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
中原大地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促成了乡村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在李佩甫笔下，乡村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强权的认同和对权力崇拜的基础上，“以至整个民间道德都带有这种向权势依附和献媚的特征”①。《豌豆偷树》中，村里抽水浇地的顺序，是由电工从村长到各级头面人物一级级排列的，村民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绝不会有人提出人人平等的要求。《乡村蒙太奇》中，月琴考上大学，竟然意外地使她家的房子盖得出奇的成功，仅仅因为向来欺负她家的村人们突然发现了她身上将来可利用的价值。《无边无际的早晨》里，李治国六岁时便敢像队长一样对养大他的乡民们颐指气使，让队长给他当马骑，因此被村人们认为天生是做官的料。村民们将这个孤儿当作全村的孩子养大，并送他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能不说带有这套心理逻辑的因素。
受这种民间道德的浸染，“做官”成为衡量农民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成为农家子弟的人生目的。盖儿爷为成为丐帮的头儿，自己用利刃挖掉自己的眼睛，却并无怨悔，因为“丐爷，是讨饭的皇上”。呼天成、杨书印、吉昌林为追求权力，无不自觉自愿地付出了人性异化的巨大代价。乡下走出来的孩子到了城里，也自然处心积虑地要当官。李佩甫的小说深刻而辛酸地展现了他们想当官的精神状态。《城的灯》中，冯家昌当兵后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写黑板报，拉练时背九条步枪，长年坚持打扫厕所，无非是为了得到“官”的赏识，从而当上军官。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李金魁、李治国们同样如此。生长在大李庄百姓人家的李金魁，是民间苦难和屈辱地位的切身体验者，自己从小因没吃过一块完整的红薯而在打架中被别的孩子欺负，自己的爷爷在队长面前卑躬屈膝，在城里亲戚家赔尽笑脸、仰人鼻息的经历，使他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追逐和拥有权力的重要性。“对民间苦难、屈辱以及权力者居高临下地位的记忆带给他们的是对权力的热衷和钻营。”②作为农村基层走出来的作家，李佩甫深刻批判了这种权力崇拜思想的危害与残酷。
二、全面剖析基层权力一族获取权力、实施权力的非正常通道
李佩甫小说中的基层权力一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土生土长、始终没有离开那块“绵羊地”的“村官”，通常是村长或支书。如《小小吉兆村》中的吉昌林、《金屋》中的杨书印、《羊的门 》中的呼天成等；另一种类型是从乡间走出来，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也在家乡土地上为官的新一代“父母官”。虽然人生经历各异，但两类权力者高出平庸之辈，最终获得权力的决定性手段却如出一辙，那就是将中原人固有的“忍”的品性和“韧”的意志发挥到极致，并转变为机灵、世故、狡黠的“小处活人”的生存谋略，以“治人”与“治心”相统一的统治策略，树立在百姓面前的绝对权威，以“经营人场”的官场哲学打通与上面的关系，使自己在权力场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一）以“小处活人”的生存谋略取得统治地位
中原大地单调恶劣的自然环境，专制文化极度肆虐的社会环境，使中原人对自己“小”与“败”地位有了深刻的体认，造就了人们“小处活人”、“败处求生”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的特征就是以小求大，以退为进，以暂时的失败谋求日后更大的“成功”，或者更通俗一点说，是精明、圆滑，夹着尾巴做人。“小处活人”还是一种含有无赖意味的耐力，一种一定要活下去并活得更成功的信念，也是他们取得权力地位的制胜法宝。
从骨子里接受了这套“小处活人”策略浸染的年轻一代，也在行为上实践着先辈们的生存智慧。《城的灯》中冯家昌当兵后敛尽锋芒，忍辱负重地坚持办黑板报，甚至常年打扫厕所，以谦卑的形象和看似高尚的行为，赢得了上司的赏识，最终从士兵一步步做到营级、团级直至厅级干部。《羊的门》中，呼国庆在危急时刻，从呼天成的几个泥做的棋子悟出自己该稳住气，悟出“忍”字就是他们日后成事的基础。一个“忍”字会衍生出一个“韧”字……一分钱也不值，却是绵绵不绝的根本所在。《李氏家族》里的李金魁一步步攀升到市长的位置后，也仍然以此作为行动指针。他到位后不久，最先发现的就是走路的学问，因为“走路实在是一种官气的体现”，“不能走得太快了。你是一把手啊，你一走快，就显得你急，人毛躁，火烧屁股似的，缺乏一把手应有的稳重和大气……走路不能快，但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显得疲沓，显得暮气，也显得人软弱……你不能低着头走路，低着头走，人显得犹豫、胆怯；你也不能扬着脸走，太仰脸就傲气了，就目中无人了……这是要火候的”③。显然，由“忍”而“韧”，并没有将生活中的痛苦转化为质朴、博大、深沉、内敛的大境界，而是转变为一种圆通狡黠，以退为进，以小抑大，以无争而有得的权术文化，作为权力者可以传承的精神哲学，为其在困境中开了一条先生存而后发展，以生存求发展的道路。
（二）以“治人”与“治心”相统一的统治策略树立统治地位
李佩甫小说中，权力一族和民间发生联系，实施权力的主要方法，是靠洞察民心，无师自通地发明的一套“治人”与“治心”相统一的变异的强制性手段，而不是靠威信与说服这些现代社会里直接、合法、最佳的权力运行方式。李佩甫1985年发表的《小小吉兆村》里就已经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吉昌林能够独霸一方，成为村里十八年不倒的“铁旗杆”，豪爽大度以收买人心的策略功不可没，“遇到困难的人，只要求到他门下，只要有人喊声‘昌叔，我没有办法了。’他哈哈一笑，事情就办成了”。《金屋》中扁担杨村的杨书印本来可以当村支书的，但他不当，他从不把自己推到在权力和百姓一族发生冲突时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的位置上，他只是使推上去的每一任村支书都有他可以控制的弱点。这种“治人”与“治心”统一的权术思想，最全面、最生动地体现在《羊的门》中呼天成身上。他清醒地认识到，“镇住了心，也就镇住了人”，他要掌管一个村子，就必须彻底征服人心。于是，他通过指挥、诱导村民之间相互斗争，利用经济和精神上的施舍，摧毁了人性中固有的善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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