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救赎的焦虑：对当下校园书写的艺术超越

作者：张英伟等

　　 其次，汤吉夫的校园书写宣泄了对知识分子灵魂救赎的无比焦虑。他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初衷，也向他的同类举起了犀利的解剖刀。在对知识分子精神褒扬的同时，他不回避对其卑微灵魂的透析；在对高尚襟怀礼赞的同时，更对其委顿自私的性格进行猛烈的批判。这种看似二元对立实际是殊途同归的写作立场，既说明作家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清醒认识，也表现了作家对自己知识分子使命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自觉。如果我们赞同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和传统应该存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格外重视作家激浊扬清、剖析病态人格，抨击世俗观念，重塑国民灵魂，意在推动知识分子不断进步和攀升的良苦用心。当然，这种剖析和抨击不能以牺牲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价值为代价，更不能给知识分子带来伤害性的记忆。汤吉夫的深刻在于，它揭示了在人们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环境中，腐败之风正以漩涡般的魔力，在扭曲、分裂、吞噬、改变着人性，在颠覆、占领、摧残、涂抹着正义。汤吉夫的深刻还在于，他向我们提出了亟待回答的问题，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知识分子军团，能否永远严肃自律、保持高尚人格和独立意识？在金钱和欲望的迷魂阵前，是否能避免全线溃败的厄运？对此，作家可以说是忧心如焚！
　　 汤吉夫认为：“小说的价值，重在发现；对人生和历史的参悟，会超越故事而走向深刻。”因此，他注意在商品经济法则水银泻地般地改写人们价值观念的大背景下，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标高来拷问人的灵魂，以写出人性的深度。《大学纪事》等都是通过对人性异化、道德滑坡、操守流失的考察，或者说是通过对人性真谛的逼近，发出对社会存在的质询和人生命运的反思，从而达到对历史与现实、知识分子精神现状与走向的清醒认识的。关于这个特点，雷达先生说得极为到位，他说：“汤吉夫似乎特别留心那些不合时宜的人，畸形的人，或者并不畸形却被视为畸形的人，并不病态却被视为病态的人。他研究他们的人格，观察他们的种种可笑的或未必可笑的举动，在有如王国维所说的‘人性与社会之冲突’中，去透视他们的命运，提出一些比一般社会问题要更为复杂的问题。”“他也总能发现，深藏在生活深处的人被异化的惨剧，被扭曲的悲剧，并以反讽之笔引起人们的警醒”，“其主旨正在指向人的存在和人的境遇这样一些更为哲学的问题，有的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汤吉夫显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忧心如焚：在浊浪滔天的漩涡面前，洁身自好的靳先生尚且如此，素质欠佳的人不更令人忧虑吗！于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书页背后的作家在呐喊：构建生命的尊严，抗击人格的异化，重塑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呐喊情殷殷，意切切，表露了潜隐在汤吉夫心中那浓重的救赎情结，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是也。除此，《地铁里的故事》《苏联鳕鱼》《上海阿江》，对某些知识分子世风世相的描摹，如虚伪、高傲、虚荣、麻木、嫉妒、褊狭等，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读来或让人情难忍俊，或促人扼腕长叹；《教授张王李赵》像一组校园小品，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性格各异的人物都不一般；既强化了主题的含蕴，又拓深了审美的空间，不但把小说文本“引向丰富的、隐蔽的、复杂的人性”，而且让其走向了苍茫的历史之中。
　　 综上，我们以为，通过对汤吉夫小说文本的细读，可以总结校园小说创作的经验和缺憾，校准作家思想情感的积淀含量和艺术审美的价值取向，从而走出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认知和评判的误区。抑或是说，汤吉夫小说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救赎的焦虑，毫不过誉地说，他创作的精神站位和道德立场对开启当代校园小说话语范型的转变，对新世纪校园小说的创作，不无可喜的超越和宝贵的探索。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张英伟：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王科：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新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文学学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 三联书店，2002：63页.
　　[2] 汤吉夫.写在后边的话.遥远的祖父[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393.
　　[3] 雷达.用心灵拥抱生活.遥远的祖父[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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