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弃儿的身份问题与社会秩序改良的艺术表达
作者：刘海霞
摘 要：本文从小说《汤姆·琼斯》中弃儿汤姆的身份问题的探讨入手，挖掘了潜藏在弃儿身份问题背后的当时社会关于财产继承，婚姻，以及社会无政府主义，男性性自由思潮中的重大问题，揭露了像弃儿这样的社会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与社会秩序的互动关系, 反映了作家菲尔丁作为一个社会改良家对社会边缘人物的人文关怀和重视社会稳定的思想。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乃至欧洲文坛上一位最优秀的小说家。在18世纪小说兴起的英国，只有菲尔丁一个小说家不仅成功地发展了一种新兴的小说模式，即“散文体喜剧史诗”，并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小说理论。菲尔丁也是第一个大胆批判、讽刺社会种种黑暗弊端的作家，他“开创了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18世纪英国社会全貌的先河”①。菲尔丁的这些卓越贡献不但对英国小说的全面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对英国小说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博大的人文关怀、对社会问题深刻的忧患意识被后来像查尔斯·狄更斯等这样杰出的作家继承下来，成为英国小说的优良传统。
菲尔丁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但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在他早期的戏剧创作中，当权政府的种种弊端和腐败往往是他辛辣讽刺的对象，他因此激怒了当权者，不得不中断戏剧创作而改学法律。他做律师后致力于减少伦敦犯罪现象，推动社会改革，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去挽救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的穷苦百姓。由于他在法制方面做出的显著成绩，1748年和1749年，菲尔丁被先后任命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治安法官。作为一名地方行政长官，菲尔丁看到更多的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一面，这一切促使他更向往一个安居乐业的和谐世界，而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使他能够对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设想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菲尔丁的力作《汤姆·琼斯》以其描画的广阔社会历史画卷及其叙事的精妙结构成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传世经典。在小说中，汤姆的弃儿身份问题是核心问题，首先反映在汤姆道德表现的不一致性上，这也恰恰是自小说发表以来，读者和评论家争论的焦点。汤姆天性善良，乐于助人，尤其是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心。但他同时又缺乏理智，好冲动，行为不检点，在有心仪之人后，还与其他的女人有染。作为一个等级社会中的弃儿，汤姆无法定位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在18世纪这样一个崇尚理性的父权制社会中，由于代表秩序的父亲权威的缺省，身份迷惘的汤姆往往会误入歧途。
菲尔丁通过小说展现剖析汤姆的身份问题，揭露的却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18世纪的英国与弃儿问题紧密相关的社会的婚姻制度、财产继承、社会无政府主义、男性性自由以及社会秩序中的重大问题。菲尔丁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从小说表面的善与恶的斗争以及人性探讨层面出发，将社会边缘人物回归社会主流的个人历程与社会秩序重建的宏大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使个人和社会都回归到一种和谐状态，这反映了作者对二者关系的深刻思考。弃儿（大多数都是私生子）问题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随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中男性性自由思潮的涌起，贵族男性在他们追逐人生乐趣的同时，往往对下层妇女始乱终弃。大多怀孕的下层妇女由于自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无法抚养出世的私生子而不得不将其遗弃。一时间，英国社会民众对于日益增多的暴尸街头的弃儿无可奈何，又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政府也在竭力寻找应对之策。其实，为了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大量弃儿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自1662年的《穷人法案》起，社会对于弃儿的安置就建立起了严格的制度，但是正如罗伊·博特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堂区不得不担负起抚养无人认领的私生子的责任，大量弃儿的出现对地方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没有一个堂区希望有私生子在本堂区内呱呱坠地……”②而弃儿由于自己身份的迷离，流离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在寻根寻父的流浪中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正像米切尔·婉尔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个能够赋予弃儿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以一定意义的社会是稳定的、有系统的而且是可预测的”③，那么菲尔丁通过他的小说《汤姆·琼斯》向世人展示的通过将社会边缘人物吸纳到社会主流以稳定社会秩序的想法无疑是明智的，具有建设性的。
小说以弃儿汤姆寻父历程作为小说主线。而随着主人公不受欢迎的出生，到被逐出养父沃尔华绥的天堂府，汤姆精神迷途，道德沉降，到最后身份获得，悔过自新，重返家园，暗藏其后的社会秩序状况也在不断更替，经历了从被打破，到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直至最后的重建。
汤姆的非法出生对当地堂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往日平息的社会秩序一下子被打破了。“天堂府”的女管家在发现汤姆后马上建议沃尔华绥再次丢弃汤姆，因为他在天堂府的出现很容易招致人们对沃尔华绥是其父亲的怀疑。而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这样的怀疑被弃儿的母亲证实后，被质疑的人就得担负起抚养弃儿的责任④。随后，一场寻找汤姆亲生父母的调查彻底扰乱了堂区往日井井有条的生活，并将它的居民转变成了乱民。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成为“疑犯”，所以“当大街小巷都传着女管家德波拉夫人来了的消息时，人人都闻风丧胆，颤抖着跑回自己的屋子，每一个已婚妇女都惊恐这样的到访会落到自己的头上”⑤。
在是非颠倒、人性泯灭中堂区的混乱达到了巅峰。在詹妮和帕特里奇一案中，正义流失，欺诈横行。虽然是白丽洁小姐生下了私生子汤姆，詹妮却作为她的替罪羊被逐出堂区，流放于人世，在困境中，道德堕落了。尽管帕特里奇在整个审案过程中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清白，但他还是被认定为是私生子的父亲，之后家破人亡，被迫远走他乡。
与汤姆在被驱逐出天堂府以后无目标的漂流生活的描绘并列的是菲尔丁对当时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刻画。菲尔丁很巧妙地将“1745年”这一英国历史上具灾难性的事件把虚构的故事情节和社会历史政治事件糅合在一起。在这次事件中，查尔斯·爱德华·斯图尔特在英国与法国交战之际，带领起义军意图推翻在位的汉诺威尔王朝。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在这样的乱世中，汤姆历险数次，道德开始滑坡，在被诱惑中与沃特尔太太上了床。实际上，个人生活的混乱和社会生活的动荡始终贯穿于小说的第二部分，使整个叙事弥漫在一种巨大的潜藏的恐惧之中。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社会秩序脱胎于以乱伦禁忌为核心的交换组织，因此乱伦禁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在社会秩序的诞生中，乱伦禁忌是决定性的因素。⑥处于乱世之中的个人危机，即汤姆与沃特尔太太的“乱伦”暴露了社会道德生活的杂乱无章，强化了小说的危机气氛，而这种气氛反过来又更进一步烘托了个人生活的无序。
詹妮以沃特尔太太的身份再次露面无情地揭露了社会意识形态在18世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混乱，尤其抨击了男性性自由的思潮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巨大摧残和腐蚀作用。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那些社会底层的妇女往往成为男人们追求乐趣的牺牲品。⑦例如，在小说《汤姆·琼斯》中的比而·巴恩思就在这方面“极负盛名”，在他的引诱下，几个姑娘变得极为放荡；他还伤透了另外几个女人的心；一个穷姑娘淹死了，可能是自己投河自尽的，但更可能是被他杀害的。⑧由沃特尔太太引诱汤姆这一情节所表现出来的詹妮的性格转变深深震惊了读者。詹妮原本是个好学上进的姑娘，而自从被当作弃儿汤姆的母亲被逐出堂区后，生活的苦难迫使她把往日学习拉丁语的聪明劲转移到了引诱男人上。同时，詹妮的情操堕落又直接反映了社会对于未婚母亲的歧视以及非人性的待遇。当时社会的许多未婚已孕女子遭受世人的非人待遇，像老鼠过街一样，不得不逃窜在各个堂区之间。Jenny Teichman曾指出：这些未婚的已孕姑娘往往受到非人的待遇，未婚妈妈由于她们的不独立的经济和社会身份，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在无奈中从娼。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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