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女性的盲从与觉醒
作者：魏耀川
摘 要：作为后现代主义女性作品的领军人物，阿特伍德的代表作《盲刺客》曾获得具有“文学奥斯卡”之称的布克奖。本文从故事情结和结构方式两方面，深入探讨《盲刺客》中作者所表述的女性意识，评析小说中所描述的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层层束缚，以及揭示作者召唤女性从盲目的男性价值标准中觉醒，从而释放受压抑的个性，使个性得以张扬的深刻蕴意。
一
《盲刺客》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1939年11月18日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1946年随家迁居多伦多。大学时代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毕业后到哈佛大学攻读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师承杰隆·巴克利，二十三岁获硕士学位，随即留在哈佛攻读博士课程。1966年自从她的第二本诗集《圈戏》出版后，阿特伍德在加拿大文学界就声名大噪。1976年的《女法师》、1986年的《贴身仕女的故事》、1988年的《猫眼》、1993年的《强盗新娘》、1996年《别名葛莉丝》及近作2000年的《盲刺客》皆以独特的阿特伍德叙事手法、复杂的情节铺陈以及女性意识的勾勒，吸引了广大的读者。
《盲刺客》的女主人公是一对姐妹花，艾丽丝和劳拉。八十二岁高龄的艾丽丝·蔡斯是本书最先出现的主人公，她出席妹妹劳拉·蔡斯的创作纪念奖颁奖仪式，以回忆的方式带出妹妹劳拉和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家族历史。艾丽丝的家族曾是加拿大一个叫提康德罗加港小镇上的豪门望族。十八岁时，父亲将她嫁给了四十岁的大资本家理查德·格里芬，后却发现上当受骗，饮恨而终。丈夫理查德表面上对艾丽丝关爱有加，实则把她当作摆设、玩偶和泄欲的工具。由于婚姻生活很不幸，她在外面悄悄有了情人——左派激进青年亚历克斯。同时，亚历克斯也是劳拉深爱的人，不过劳拉的爱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后来亚历克斯因纵火案受到诬陷，被当局追捕。为了救亚历克斯的性命，劳拉甚至与卑鄙的姐夫理查德达成一项“三方协议”，甘愿做他的秘密情人，饱受蹂躏，被迫堕胎。二战结束后，劳拉找到艾丽丝并请她告诉亚历克斯关于自己的行踪，艾丽丝出于强烈的嫉妒故意告诉妹妹亚历克斯已经阵亡并且和自己一直是情人关系，从而将劳拉由幻想的恋情中惊醒，继而对生活失去希望，最后直接导致她开车坠桥自杀，也使艾丽丝留下了终身的悔恨和内疚。
二
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品的领军人物，同时也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阿特伍德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她的作品中自然而然会流露出对女性的深切关怀。阅读阿特伍德的《盲刺客》，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忽略其浓厚的女性意识。她笔下的女性，特别是作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我”(艾丽丝) ，以冷静的、比较客观的视角审视了自己的一生，以“我”的人生轨迹，即“盲从”——“逃避”——“越狱”——“重生”四个阶段来表现她对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男性价值标准的盲视以及对独立人格、自由平等的女性主义理想的追求。
1.盲从
艾丽丝的盲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盲目跟从，对父亲包办婚姻的盲目服从，对丈夫的盲目顺从。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这三点从艾丽丝·蔡斯的英文名中可见一斑。在英文名Iris Chase中Iris与eyeless（盲目的）和I—less（没有主见）是谐音，Chase 则有追赶、随从之意。
出生于豪门望族的艾丽丝从小就耳濡目染，自然对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心向往之。同时她所生活的年代，又正值消费文化的萌芽阶段，不可避免会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她开始觉得自己的衣着太朴素：“美容秘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也看广告。有一种‘雷泰克思’化纤紧身胸衣，我穿上可以让我的桥牌打得好一些。如果我坚持嚼‘斯巴德’口香糖，不管我抽多少烟，别人都不会在乎，因为我的口气依然清新。”（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韩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69页，下同）而消费文化，实质上都是以男性的品味和眼光来塑造女性的消费生活和审美标准，是对女性的另一种变相束缚。正是受着此类消费语词的麻醉，艾丽丝才自觉地将男权审美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缺少主见而盲目跟从。
在婚姻问题上，艾丽丝更是显得被动，听任父亲的安排。父亲利用“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人的爱”来打动她、说服她：“有些事要靠你了”；“我得为你们的将来打算……特别是劳拉的将来，我不得不考虑”；“不能让你祖父，还有……五六十年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这也许需要一定的决心。还需要一定的勇气。咬紧牙关挺过去”。父亲的话无不处处流露出女人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男权思想，使艾丽丝觉得自己“被逼到了墙角”，“毫无选择余地了”。
嫁给理查德后，她在无爱的婚姻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温柔顺从的妻子，在社交场合出现时面带笑容却一言不发，娴静地坐在丈夫身边，是典型的恭顺的装饰品。在私生活中遭受虐待后，她也是默默忍受，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又慢慢复原的皮肤使她觉得自己“仿佛是沙子，仿佛是白雪——别人在上面写了又写”。
2.逃避
背负着强加给自己的责任，艾丽丝虽然内心觉得很不公平，也极不情愿，但父母从小的灌输教育以及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她不敢大声抗议，也不敢明确捍卫自己的权利，于是她选择了逃避，能逃就逃，能避则避。艾丽丝的逃避表现为两个方面：逃避对妹妹的照顾责任和逃避无爱的婚姻。
作为姐姐的艾丽丝对妹妹劳拉有着微妙且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姐妹俩手足情深，这可以从艾丽丝对劳拉日常生活起居的照看，两个人一块嬉戏打闹中看得出来。另一方面，艾丽丝又嫉妒劳拉的大胆和反叛，对劳拉因为年龄小可以逃避许多事“简直烦透了”；“我早就想让她像我一样吃点苦头了”；“我有时称劳拉为讨厌鬼，叫她别来烦我”；“有时候，我故意躲着她……用手指塞着耳朵看我的书；而她则到处找我，徒劳地喊着我的名字。我总是尽可能地逃避作为一个姐姐最起码的责任。”正是艾丽丝的这种逃避和不作为，使理查德有机可乘，借机欺负了劳拉。这也是艾丽丝作为姐姐的最大失职所在。
而与理查德的“协议”婚姻，注定了这是一场交易，也更像一场赌博，交易品就是艾丽丝，赌注是她一生的幸福。艾丽丝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到另一个看似“温文尔雅的都市男人”身上，而且还天真地认为“他是值得赞赏的”。然而，现实生活却无情地破灭了她那一厢情愿的幻想。婚后，当她逐渐看透了丈夫的残忍和卑劣后，她采取“低下脑袋，保持沉默，蜷缩在角落里”的“鸵鸟”策略，以不作为来极力求存，保全自己。她没有像祖母那样把建设新家族视为己任，为夫家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而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后来对丈夫绝望之余，更是在外面悄悄地有了情人，做了婚姻的逃兵。
3.越狱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无爱的婚姻更像是活死人墓，活着也是在受煎熬，毫无自由快乐可言。书中艾丽丝假借“第三人”和象征手法，是这样描述自己处境的：“有些日子——特别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她觉得自己仿佛被活埋了。”“她坐在最里面、最中心的一幢高楼里。…….她被关了起来，远离危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得着她，她也够不着任何东西。”然而，即便如此，她也鼓不起足够勇气逃离这座“活死人墓”，走出婚姻的“围城”。毕竟，在“围城”里，她衣着无忧，无须为生计发愁。真正让艾丽丝从“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得过且过思想中觉醒过来，产生“越狱”念头的直接导火索是劳拉的自杀。劳拉之死触动了姐妹亲情中最痛的心弦，在知道真相后，艾丽丝才发现自己可怜的处境，明白了一味的逃避，反而会导致更深的束缚。正是劳拉宁可坠崖身亡也不向命运低头的反抗精神，唤醒了艾丽丝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决定实施“越狱”计划。不过，她知道，“剥猫皮的方法不止一种”，劳拉去世后，艾丽丝乘理查德出差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搬出了她和丈夫的家，回到家乡小镇，然后以她掌握的理查德对劳拉的“证据”为要挟，令他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两年后，她以劳拉的名义写作的《盲刺客》发表，书中的有些细节为理查德的政敌打击他提供了线索，令他的政途毁于一旦。至此，她成功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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