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想象”的历史和灵魂的“整理”
作者：岳 斌
以新时期小说中“新写实”流派为例。“陈本”第十八章《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做了具体阐述。在对“新写实”产生的背景简单溯源之后重点分析了新写实文本更新传统、回归人的生存意识和“消解激情”的叙事方式，随后解析《风景》《一地鸡毛》文本，从生存意识和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两个向度阐释了新写实的美学特征和批判立场，文本解析文学性强，专业性明显，现场感强烈。“洪本”则根据“代”概念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和第四节分别用“对新写实的描述”和“新写实作家”为题目对新写实创作从概观上把握和评介，内容信息量局限在文学史线形发展框架中，把创作的类型放在新时期的背景下综合介绍，时间性和背景性强，但缺少对具体文本的作家的阐释，把言说的身影隐匿在了背后。“孟本”在第十五章《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中用了两个小节介绍新写实小说思潮，一节介绍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的轨迹，着力澄清新写实作为思潮的概念，一节选取代表性作家作品《一地鸡毛》《烦恼人生》《风景》进行细读，但细读的程度明显不如陈思和版本，显然“孟本”更看重文学思潮、现象在历史语境变化过程中的意义价值，概念的澄清和整体线索廓清的意义是这个版本评介文学文本或者现象的准则。
由于当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相比对作家创作语境的关注在难度上降低了，可依据的史实资料似乎充足，真实，但问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已经逐渐呈现摆脱单一记录历史的趋势，表现出追求文学史最深层次的东西，即研究人的灵魂。正如勃兰兑斯说的，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三个版本关注作家创作心路历程的出发点不仅是基于文学史书写中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考虑，还要通过一个文本听到当时权利话语的声音，要结合作家作为生命个体在历史激流中生存的状态，证实最深刻的东西。这个问题不澄清就会出现“想象性经典”这样的误解性操作。所以，创作语境是评价文本和作家的具体化问题。“陈本”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赵树理。在解读《锻炼锻炼》时明确指出作品是“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小节里具体分析了赵树理在历史特殊阶段的创作心理，发现作品“利用了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惯用的歪曲生活真实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深刻揭示了一个老作家的精神本色和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艰难创作的真相。“洪本”对创作历史语境的“说话”声音不如“陈本”，主要还是注重考据，力求还原历史，在历史原貌里解读和把握作品，但还原本身就是解读历史的过程，洪子诚的操作相当谨慎。“孟本”本身命名是“当代文学发展史”，几乎有线形记录模式的嫌疑，但事实上还是关注了以前一些版本没有关注的作家或文本。比如把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和解放后的诗歌、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单独深入评价，标准中肯客观，充分顾及到了当时历史语境中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家在作品里暴露的变化或尝试的实践背景与历史特征深入契合，文本阐释较好地遵循了文学的审美性原则。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文学史，在历史观、文学意识和审美原则上其实有自己不断更新和创新的过程，那些新鲜的东西不仅从不同时期的文学运动和同样不断“刷新”的文学理论那里得到证实，也从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得到阐释。经典文学作品的筛选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比其他的作品更应该具备丰富的文学话语蕴涵性，更能体现文学话语活动的本质特征——创作主体和作品接受群体通过文本达成的无限沟通可能性。一本好的文学史需要严谨而积极的学术追求意识，也需要生动和丰富的想象力，当然，想象空间的质量本质上来源于文学作品的独特性，没有文学作品的质量就没有文学史的质量，因此，经典的确立格外重要。
目前，笔者认为所谓“经典”的确定依然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到底什么是经典，什么样的标准能够成为衡量作品经典性的标准？记得不久以前兴起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影视风潮，把一些17年作品、前苏联卫国战争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收视率十分不错。如果说结合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社会语境看《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尚有命名经典的可能性，但放在整个文学史中观照，它们的经典意义还需要重新界定，不是说这些记录了革命风云变幻的文本不是优秀作品，但作为文学史书写应该想得更多，应该是在界定经典的同时界定它们生存的历史话语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文本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漂浮在商业文化泡沫层里。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文学文本的经典价值，主要是革命样板戏和一些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虹南作战史》等。关键是对革命样板戏和《金光大道》的文学史价值有争议。戴锦华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本人有一次颇为可笑的心理体验：那是80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们一起重看《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完全被击垮了：在其中我看到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当时我‘第一次’回忆起钢琴伴奏《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那一刻，作为80年代文化支撑的关于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叙事在我心里坍塌下来。”对样板戏“失忆”和“重逢”有深刻意味，到底样板戏是“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还是一种具备了审美效果的艺术形式？现在再看样板戏，确实也为其中高亢嘹亮、节奏鲜明、婉转洒脱的唱腔以及浓烈的舞台怀旧气氛所吸引，作为一种戏剧形式它确实保留了自己特殊的魅力，但作为书写文学史样板戏产生的背景不容忽视，不能剥离使它诞生的政治权力色彩。经典，这个词在样板戏或者“文革”其他文本上需要谨慎使用，这并非是对“左倾”的恐惧和怯懦，而是对历史反思的必然。列举的三部文学史在阐释样板戏和“文革”时期文本问题上都立场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孟本”在提及样板戏时使用了“样板戏的美学”的字眼，“洪本”则单独列了一节试图说明样板戏作为一种文本的历史尴尬处境，“陈本”依然保持了鲜明的情感态度和审美追求试图挖掘此类文本的文学价值。关于经典的重立不是短短几十年可以考验完成的任务，文学史应该在这个话题上兼顾当代文学史开放的品格，视野放宽，思路走远，同时考虑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进程，这样才能筛选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20世纪文学的开阔的视野是重新定位经典、筛选经典的科学平台。
总之，就技术层面说文学史的重构，记录纯粹的线形历史流程，题材或社会思潮的迁移都是片面的，困难在于要兼顾线形流程与具体文学发展点面的结合，平衡文学自身特点与历史时间空间演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衡技术既是文学史构建的要求又充满了难度的挑战和危险，因为还有被权力中心话语的声音左右的可能，当竭力澄清历史避免陷阱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另一种权力游戏，不可避免地沦陷到另一种权力话语声音中。在重构文学史的命题面前，终结意识和重构意识有相互作用力，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旧的不一定就是不可颠覆的经典，文学史的写作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操作行为，它在历史的表象和记录之间寻觅点滴空白和沉淀，“补白”和“开掘”是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岳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2] [法]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李陀、戴锦华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J]. 《钟山》，1996年第5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