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想象”的历史和灵魂的“整理”
作者：岳 斌
摘 要：文学史的重构其实是一个在过往的历史里寻找遗失并再次颠覆“座次”的过程，即使是最完整的史料整理，也必然包含整理者编撰者个人痕迹，实际上每个具体编撰者的声音可以从历史的庞大和复杂中浮现并清晰，“想象历史”的情结得到宣泄或者满足。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已经逐渐呈现摆脱单一记录历史的趋势，表现出追求文学史最深层次的东西，即研究人的灵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的重构其实是一个在历史里“钩沉”并重复颠覆“座次”的过程。只是，完全复原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虚妄的想象，因为历史不会真的可以回到过去，“需知每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并不是为了返归于历史之中而书写历史，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拓清已经泯灭不可考的历史的真貌来书写历史，他假象的读者也永远是今天的读者，他书写历史时永远是在对今天发言”。另一方面，文学史的书写依据的价值准则有赖于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结合。凭借什么样的价值尺度衡量文本、创作主体或者文学思潮、现象直接决定文学史最后的面目。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长时期以来被毛泽东文艺思想/《讲话》的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权力话语所支配，解放初期几种所谓“经典”现代文学史遵循的价值准则无不严重带有意识形态痕迹：个人对历史言说的欲望和声音淹没在政治话语中，文学史书写者的立场和品质被政治权力话语消解，书写者基本“失声”。所以，中国文学史的重构需要重新发现文学史存在的真实语境，在这个前提下重新审视、评价文本、作家或者思潮，重新筛选经典，填补空白。
当然，还原历史真实语境只是文学史书写准则之一，另一个重要准则是学术价值。这首先需要书写主体应该是具有清晰学术立场文化立场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当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历史观念和学术观念是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有着微妙联系的复杂的观念。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改写者其自身的“记忆清单”和“知识谱系”以及“生活体验”也许本来就隐蔽在1949年至“文革”结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那么对历史语境的突围和文化立场的重新定位、思考在文学史的书写上能体现多少呢？
从以上立场出发，考察几本有重构性质的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洪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孟繁华和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孟本）。
历史网络和个人痕迹之间的操作：
勃兰兑斯说过：“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隐现深浅的文学史料搜集整理也就是梳理和寻找某个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真正位置的最基本的工作，只是，即使是最完整的史料整理，也必然包含整理者编撰者个人痕迹，实际上每个具体编撰者的声音可以从历史的庞大和复杂中浮现并清晰，使“想象历史”的情结得到宣泄或者满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对历史的言说欲望充斥了三个文本。质疑甚至颠覆以往文学史的态度是书写的主要态度，都试图重新整合几个关键时期的文学文本、现象和作家创作心理，主要涉及到17年文学，80年代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一切构成原始资料的史料事实原本就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信息量以“潜伏”的状态隐藏其中，这就需要整理书写者一方面擅长从大量材料里筛选和梳理有价值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简单的时空顺序罗列，要具备挖掘并重新赋予史料以新鲜生命力的能力。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鲜生命力绝不包括牵强附会的演绎和捕风捉影式的“咀嚼”。怎样使用人人皆有的材料和从材料里得出怎样的结论终归因为书写者的思想高度和学术追求而不同。“陈本”着重挖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感应时代变迁、积极追求奋斗和反思等精神层面的历史，认为文学是参与历史改造的存在，了解文学史就是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伴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这个进程中的一部分。文学特有的艺术气质经由陈思和的处理，融合在浓郁的人文气息中，文学不再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而是一个集合了感性审美和理性思辨的实在，活跃在历史空间中，活跃在陈思和的“记忆清单”中。所以，陈思和注意了阐释文学在情感表达和审美追求上的特点，操作立场明显偏向于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对话和想象关系。
相比之下“洪本”的“表情”则不同，它按照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形态相对应的观点书写历史。洪子诚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生成过程，既然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形成上产生了支配性的作用就应该分别凸显它们各自的性质，不能用“新文学”笼统地命名。所以“洪本”对待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上明显流露了对回望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如何渗透和新时期文学如何在政治话语边缘生存发展的兴趣。从逻辑关系上看，曾经把文学的个体与群体、个性与共性绝对对立起来的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造成了许多盲点和误区，所谓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学的人本精神之间经常呈现难以调和的关系，如何顾全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这样书写立场的难题。“孟本”做了这方面的尝试，把中国文学的发展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观照，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在一个方面是中国现代性的“表意形式”，它的“不确定性”是自身发展的特征。因此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孟本”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完成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重要标示，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效地“规避”了历史本真和意识形态强制性之间的矛盾。
这样那样的操作模式背后依然是个人的言说欲望，在清晰的个人声音背后陈思和、洪子诚、孟繁华等人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提供的经验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这决定了他们书写文学史的个人痕迹中必然有与历史轨迹暗合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具体的分析是困难的，主要因为对几位书写者的身份和个人生活记忆过于模糊，显然他们都亲历或见证了中国主要政治事件，他们的个人历史和国家群体历史之间存在“同构”关系，但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之间“盲人摸象”式的关系终归要求他们使用一个科学理念支撑文学史的重构。这个核心理念究竟是什么也许未有定论，但一定淡化甚至淡出政治色彩，这意味着书写文学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话语的标准已经瓦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事实上其中包含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隐藏叠加了太多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话语的声音和边缘状态的文学的关系从来复杂隐晦，即使是昭然天下的部分也似有可疑。因此，三个版本的文学史不约而同地淡化了政治色彩就不是简单的巧合，这折射了现在中国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暗示了文学被政治放逐的危险。三个版本中以“陈本”对政治痕迹“擦除”得最干净，“洪本”和“孟本”则多少流露出中庸的态度，在具体思潮的阐释中隐约暴露官方话语。但是，政治色彩的过度弱化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是陷入文学自身话语的缩水，失去了意识形态大环境的衬托与折射文学能够真正依靠自身的规律走多远呢？所谓个性化创作就真的没有类型的标签？
文本细读和经典“洗牌”：
具体的文学创作形态是各种文学理论主张、美学实践和社会多层面变革的综合结果，它们是文学历史中各具特色的果实，也是彰显了艺术魅力的精神食粮，书写一段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书写这些具体的文学创作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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