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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平生：论苏轼“以意为主”诗学思想的生存论基底
作者：孟宪浦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追问文学的本质，不能只牢牢盯着语言本身，文学创作也不能从锤文炼字起始，而必须从其所从生的本源或存在的根基处入手。大化流行之“道”，无疑是艺术的终极本源，然而在苏轼看来，“道”本身隐匿不显，一旦固化为现成的对象或客体，就失去了其本真的状态，就失去了其作为本源不断生发的活力，因而无法直接依凭。约瑟夫•祁雅理说：“全面地理解或认识存在既是不可能达到的，也是不值得想往的，因为这只能导致面临着的空虚的恐惧。应该记住的事实是，存在或真理只能通过个体化的存在才能得到说明。”③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也表示，“只有当真理变成我身上的生命时我才认识它”的那个真理，就真理作为生命意义的领悟而言，“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参与真理和在真理中生活”④。西方哲学家的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苏轼对于文学的进一步思考。如同“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滟滪堆赋并叙》）一样，“道”也可以“意知”的，他说：“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浊醪有妙理赋•神圣功用无捷于酒》）因此，“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诗以寄其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就成为苏轼借诗文而体“道”、致“道”的直接追求，“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遂成为苏轼进行文学创作最为直接的原动力。
正由于苏轼之“道”不同于道学家等他人之所谓“道”，“意”才作为他“道其所道”之作文赋诗论艺的重要范畴而浮出水面。“尽意”、写“意”、达“意”，作为其作文赋诗论艺之要旨，如同他素以“学道人”自居一样，贯穿和伴随了他如寄如梦的一生。做人学“道”，作文达“意”，几乎成为诗人寄寓平生最为适“意”的乐事，“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诗示之》），“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书》）。弃“道”而谈“意”，或离“意”而论“道”，对于作为诗人的苏轼来说，都是不完全的，对于苏轼的诗学思想来说，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突破单纯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意”释为某种现成的意图、主题或与形式相对立的内容的做法，而把苏轼“以意为主”的诗学思想置于生存论的根基处，探讨其何所出之基底与何所向之旨归，揭示“意”与“道”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原初关联，就成为必需而迫切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彰显苏轼拈出“意”作为诗学本体论的独特价值。
三
苏轼早期“有意而言”的作品有明显的“救时”和“济世”的倾向，故徐中玉先生认为，“救时”和“济世”，就是苏轼所谓“意”的内容，其实太过功利也太过狭窄。虽然表现在政教上仍是以“卓然近于可用”为主要考量，但苏轼“意尽言止”之意，已非以儒家正统之道为其本源，而是基于人之现实生存需要的考虑。熙宁以后，随着诗人遭受厄运而对人生体悟的加深，“意”所受当时任何学说或意识形态所限制之处越来越淡薄，作品因“意”而作、趋近于艺术审美的色彩愈见鲜明。“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苏轼甚至更加倾心或更加强调“适意”、“寓意”的作品所带来的审美享受。如他评论晁九成的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其势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晁君成诗集引》），他谈读李方叔的诗的感受，要么是“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答李方叔书》），要么是“辞意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极喜慰”（《与李方叔书》）。
从政教上的实用走向自由而愉悦的审美，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应用与审美交互杂容的写作状况走向审美更加卓然而彰显的艺术境界，苏轼赋予“意”越来越多“诗意”化的色彩⑤。这个过程伴随着苏轼对尘世人生、宇宙万象更为本源的探求，伴随着苏轼对现实生存更为本真的领悟，在这个过程中，苏轼不断剥离掉追名逐利之思虑，袪除执妄守旧之念想，弃穷达之考量于不计，离“趑趄利害之途”，远“猖狂忧患之域”（《雪堂记》），超然于万物之外，“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意”之真正含义也愈见澄明醇澈。
“意”在人的生存之域中得到了本真的呈现，从而在生存论的根基处赢获了坚实的存在基础。因“意”而为，成为苏轼生活中的乐事，他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书》），所以登台望远，“放意肆志”而得“超然台”之名，“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甚至连睡觉也因“意”而有自适之乐，“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车，极意而远游”（《睡乡记》），不亦乐乎。不仅如此，“尽意”还有了一股不可阻拒的决断力量，“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因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而颇为欣慰（《录陶渊明诗》）。“适意”，就这样成为苏轼走向本真生存的人生选择，如居东坡时，他利用废旧的园圃，筑一房屋并绘雪于四壁之间，名之曰“雪堂”，平日“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他说：
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雪堂记》）
苏轼在堂屋四壁绘以雪景，并不是把雪当做一个客观的、已成定势的、仅仅可以观赏的现成对象，而是借对雪之感悟与体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顺应本己之性，聊寓自我本意，从而达到应气象瞬间之变，随物而自化的逍遥快乐的境界。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生存论的基础上去理解苏轼“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自诩与在作品中追求“寓意”、“尽意”的诗学主张了。这个赢获了生存论基础并为苏轼所坚持的“诗意”之“意”，不能依据日常思维定势，想当然地理解为主观的、自由的心灵或一种实体的、理式的观点或理念，因为无论是“主观”，还是“理念”，抑或“自由”等都还未从生存论存在论的根基处得以廓清，更不能把“意”直接当成有待表现的主题或思想内容，因为无论主题或思想内容，都只能是“意”定型化之后再行概括归纳的产物。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苏轼在论及“意”时，总是不离“己”，不离“事”或不离“物”，不离其与世之关联。这个勾连着物与我、关联着人与世的“意”所展开的正是人生在世的生存状态，它敞开了寄寓世界的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也照亮了与人相照面的这个世界及世界中事物的存在状态。“意”，在这里作为人对自身生存的领会，并不是首先由“内在”自我发出的投射信号，而是首先置身于“外在”的世界的展开状态中，从这个世界方面“返回”自身，领会并筹划着自身在世界中的整体生存状态。在“出于诚然者”的“意”所展开的境界中，世界（事物）与人自身一同被领会，在对物的每一领会中，自身生存都一道得到领会，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物中有我，我中有物，有物即有我，有我即有物，物我相融相洽而不相损伤，苏轼说“凡论但意立而理明，不必觅事应付”（《跋先君与孙叔静帖》），就是这个道理，“意”在生存论根基处就蕴含有（物）理、事（情），不必别处寻觅。
因此，出于诚然之“意”所欲言者，言语所展开的并不只是内在的单纯臆想状态，或者外在事物的独存状况，而是人之生存的整体状态，在这个整体状态的展开中，无论是寓世之人，照面之物，还是世界本身，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这种对人之生存的整体领会（展开）中，对人来说成为透彻明晰的生存，对于同样源始地寓世而在的他物来说，也是通透敞亮的存在，人成其人，物其成物，是同时发生和显现的。苏轼认为，“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跋君谟飞白》），通达“意”则能通晓万物之理，应物而动，遇事则发，并在这种通达中尽去私欲而存真吾，物我遇合则无适不可。用言语把人之生存整体性地开展出来，即用言语把“意”整体地展开，就其本身来说，就是诗意的、审美的和愉悦的。“意”在生存论根基处的展开，就是“尽意”，就是“得意”，也就是所谓的“平生快意事”。这种既能够得万物之理，又能存真吾之性的“平生快意事”（即做文章），正是苏轼一生学道、致道，通达大道最好和最快乐的寄寓之所。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孟宪浦（1971-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江苏省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① 凡涉及苏轼作品，只注篇名。
② 朱靖华.苏轼的综合论及综合研究苏轼[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
③ ［法］约瑟夫•祁雅理.20世纪法国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P192.
④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P16-18.
⑤ 李贞慧.苏轼“意”“法”观与其古文创作发展之研究[D].台北:国立台湾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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