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解读
作者：凌伟荣
三、郁达夫：文化世纪末的颓废者
如果说茅盾是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并做出了未来的预测，那么郁达夫则是以个体的敏感传递了面对这一“客观历史巨变”时的体验和感受。在对传统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强烈反叛中，“人的解放”成了这一时期的时代共鸣，这种氛围营造了一个“五四”的启蒙神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这个神话的讲述者和演绎者，特别是受启蒙理性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通过启蒙将带来一个进步、民主、自由的国家，将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最终到达理想境界。但神话毕竟是神话，当它遭遇现实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之中。因此，当“五四”的高潮消退之后，原本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的知识分子，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困境：随着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欢欣鼓舞，其中也有感伤和颓废，这是“五四”时期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意识，这种意识在郁达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颓废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审美特征，但这种颓废并不具有贬义，它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在西方，“颓废”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基督教末世论对历史终结的信仰和对末日的信仰密不可分，“颓废因而成为世界终结的序曲”，它使得时间和进步并不成为一种必然，或者说，“颓废之反进步恰恰是从同一个时间前进的轨辙上看到世界终结的来临”。郁达夫虽然没有基督教的终结观念，但“五四”这一特定的中国式的“文化世纪末”却使他小说中的“颓废”更多地类似于西方基督教颓废观中的“一种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危机感。“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地强烈”，它“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察、全力以赴和做出重大放弃的需要”。这一方面是由于郁达夫敏感而柔弱的心性和气质所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方面是来自于他对“五四”时期剧烈的文化转型的一种反思和体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以“在”而“不属于”来论述文明解体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这种特质，是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典型特质，也是形成郁达夫小说中“颓废”（“一种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危机感）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郁达夫笔下最能体现这种“颓废”的无疑是那些“零余者”形象，作为“五四”转型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传统和现代这两种文化因子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了特有的复杂性，他们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弃儿；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现代文明所给予他们的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意识，相比于养育他们的母文化，他们无疑走在了前面，这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的，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走在了前面，所以他们比世人多了一点清醒，多了一分敏感孤傲和愤世嫉俗，这使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显得“无恒性”，“心思太活”，他们与这个曾经养育他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那么换一个文化环境，远渡东洋求学日本又会怎样呢？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曾经以为，“前途好像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普遍地感受经历了空虚、孤独、忧郁。《沉沦》中的“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时时感受到来自日本同学的隔阂、孤独和恶意；《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也常常处于一文不名、酩酊大醉的生活状态中；《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也是被苦闷和孤独死死地纠缠着……可以说，“孤独”是他们在脱离了传统文化之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异质文化体系中所体验到的一种关键情绪。作为青年人，他们有才华、有热情，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起来，但他们却缺少深刻，还没有从本质上完成自身的文化转型，所以身处异国他乡，在一种异质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民族之情、国家之爱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深重的焦虑感与危机感。因此，郁达夫在《沉沦》中借“他”的感觉写道：“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这是一道文化的屏障，正是这道屏障，使他们成了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零余者”，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由文化“激变”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唯一能给他们安慰的，似乎也只有爱情了，于是《沉沦》中的“他”呼喊：“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郁达夫笔下留日学生的共同心声，他们希望获得一种异性之爱来舒缓、释放在文化屏障挤压之下的“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危机感。虽然时代的车轮总是向前的，但当“未来”还没有成为“现在”之时，谁又能保证它一定是个“黄金世界”呢？郁达夫以他作品中“零余者”的颓废展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分离与断裂，表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四、结语
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和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主题、风格迥异，但他们都处于“现代性”的视域之中。“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化’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的一切。”不管是茅盾的“先锋”，还是郁达夫的“颓废”，都艺术地表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现时性”。与西方现代性的矛盾与危机不同，在茅盾和郁达夫的小说中，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立场并没有形成对立，而且在很多时候还取得了一致。茅盾以艺术家的先锋使命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真实状况，郁达夫则以颓废的浪漫呼唤着进步的真正到来。作为浙西文学中的领军人物，对他们作品中的“现代性”进行解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凌伟荣，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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