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何其芳的文化心理

作者：王雪伟

　　
　　结语
　　
　　 何其芳一生，文化心理在不断变化。最初，三种文化心理都曾经影响到何其芳。但在1936年前，何其芳的文学本位心理非常明显，政治冲动有意无意间完全被抑制了。此后，一直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失位感开始像野草一样蔓延开来，文学本位意识逐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功利特征更加鲜明的政治心理。1942年到1949年，何其芳的政治欲望获得充分释放，而文学本位意识冬眠，文学转化为纯粹的政治工具。1949年后，何其芳的文学本位心理苏醒，此时的他已身兼官员、作家、学者三种身份，三种心理更是纠缠不清。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的多数阶段，何其芳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或者说，与其他心理相比，他的文学本位心理表现得更加强烈、鲜明。这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现代文人的心理特征。因为，摧毁封建科举制后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可能令文人彻底打消由文而仕的唯一念头，从而使文学化为一种独立的事业和职业。可悲的是，何其芳虽然有从文的打算，却没有坚持到底，总“怀金悼玉”、见异思迁。这三种文化心理对何其芳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热爱文学，对文学充满执著的理想主义精神，但由此引发的失位感又噩梦般折磨着他。在环境的刺激下，他走上从政之路，但走得并不彻底，总挂念着文学创作。结果，在生命的后半段，何其芳多数时候活得很惶惑，找不到自己的主业，看不见事业的基点，也就不能专心做事。结果，事业上终难左右逢源，不免蜻蜓点水，以至其晚年发出“学书学剑两无成”的感慨，落得“缠身仇恨”。当然，其中有环境因素的干扰，但文化心理的作用不可忽视。
　　 那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文学失“本”的问题。先哲有言，“君子务本”，此“本”包含有“本位”之意。何其芳深受三种文化心理控制，一生都在政治与文学之间跳来跳去，其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固然难能可贵，但去掉文学之“本”之后，他还剩下什么？所以说，作为一个现代文人，“务本”应是首要任务。其次是与“务本”相关的事业崇高感的丧失的问题。对于文学事业，从业者应该怀有一分崇高感。崇高感是文学事业能够有所成就的一个前提，如果一个文人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自卑失位，会直接影响到其创造力的发挥，结果就可能一无所成。何其芳的代表作《画梦录》，出现在他文学崇高感最强烈的时候；而其“失位”感强烈时期的作品，则很难超越以前，这与他事业崇高感的丧失有很大关系。可见，现代文人应该有事业崇高感。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雪伟，文学博士，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何其芳.研究专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3] 蒋勤国.何其芳传略[J]. 新文学史料，1987.
　　[4] 奇各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 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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