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由韩寒的创作看其文学观
作者：曹 莹
摘 要：韩寒自2000年以来出版了多部畅销的小说及杂文作品，其叛逆的思想言行一直备受市场和媒体的关注，形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校园等少年成长的周边事物，开拓了新的视角，语言更以成熟老练著称，然而在小说中则常因宣泄失控而伤及人物的刻画，从而影响到其作品的故事结构。结合这些创作特征以及韩寒对于文学的若干主要言论，他的文学观有如下几点：以市场价值为主导性标准；在低层次的水平上看取纯文学；以文学的娱乐功能代替审美功能。总之都是缺乏文学自觉的表现，很可能导致他本人不容乐观的创作前景，在80后作家中有典型意义，值得警惕和借鉴。
韩寒是80后作者群体中对当代文学发生影响较大的一个。他从新概念作文比赛中脱颖而出，2000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创造了销售佳绩，随后又接连出版了《零下一度》《毒》《像少年啦飞驰》《通稿2003》等书。中学时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韩寒，毕业后除了断断续续地写作，主要就是赛车、拍电影、出唱片以及参加各种时尚宣传活动。他的成长经历从走红开始就成为当今教育体制的反面典型，远比他的作品更受关注。主流的文学批评对韩寒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沉默。
时至今日，与韩寒同龄的80后文学创作群体，已经凭借可观的实绩，蜕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学新势力。其中不少成员已被文坛宿将和资深批评家重视或认可。在这种背景下，韩寒也凭借他过激的言论及进一步创作刷新了他少年天才作家的面貌。由此，我们可以结合他的创作对他的文学观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把握。
韩寒的作品引人关注的首先是题材。长篇小说《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主人公都是叛逆顽皮的问题少年，小说中故事发生的环境是校园以及周边，小说记载的也都是学生的日常生活事件。韩寒的小说主人公身上都带有他自己和朋友的影子。《三重门》问世前，中学生校园生活题材的小说已经泛滥市场。郁秀的小说《花季·雨季》就是一个代表。这部长篇在1996年问世后，几年里销售总数超过一百万册，创造了空前的阅读奇迹。正是它的热销鼓舞了中学生写作的自信和热情，这其中也包括韩寒。在《〈三重门〉后记》中韩寒写道：“一般而言，武林高手总是在这种乱世里杀出来的。但可惜我没赶上。不是我有耐性，我也想在热闹时当个盟主玩玩，于是开始赶字数。结果是十万个字废了。”①他希望自己能比《花季·雨季》有所超越，他说：“我所要的不仅仅是比写校园小说的好一点点。”这种超越首先就在题材上。郁秀的小说开启的是一个好孩子眼中美好健康的校园世界。但韩寒认为这部小说写得“不是很好”，而那些“做着要成为中国第二个郁秀的梦”的“无数少男少女”这样写就更是“落俗套的、无病呻吟”②。他要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真实校园。“主人公基本上没干什么事，就这么混混沌沌过着。但这就是生活。”③于是就有了《三重门》所展示的灰色黯淡的校园世界。韩寒对校园题材在视角方面进行了开拓和创新，《三重门》因此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共鸣。
不过，在语言上，《三重门》以及韩寒后来的作品的确独树一帜，其语言备受赞誉。曹文轩评价《三重门》以成熟、老练甚至以老到见长，在尖刻之外，更多的显示了作者的智慧和个性。《三重门》的责任编辑袁敏甚至认为这部作品中“有钱钟书的影子”。而后来出版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以及散文集《零下一度》《通稿2003》也保持着他一贯的语言特点，有漫画式的生动比喻，出人意料的反语，意味深长的类比，令人目不暇接。然而，韩寒的特色语言放在故事结构中就暴露了问题：不少细节上的叙述相对于小说的脉络旁逸斜出，叙述过程中，夹杂着不少“题外话”。韩寒的老到和智慧，大多显现在这些题外话中。这样一来，故事结构无形中就被冲淡、稀释了。有批评就认为，《三重门》的故事线索也就是通过主人公之口对现行教育制度及相关社会现象进行嘲讽和批判，而这些显然可以独立于故事以外。至于人物形象，特别是问题少年主人公的形象，虽然很鲜明，但几乎是作者叛逆思想的一个具象和本色再现，并不血肉饱满。读者能够记住的只是精彩的只言片语，难有整体的清晰印象。韩寒曾说：“作为小说……语言和情绪是极度重要的东西”④。的确，在他犀利的语言背后，他没有对叛逆情绪加以丝毫按捺，而尽情宣泄，而放在刻画人物情绪上的注意力明显不足，人物的喜怒哀乐显得肤浅、矫揉造作。保持冷静，让情绪从叙事和人物的形象中显露出来，这才是小说内在力量的来源。从这一点看，韩寒小说的语言并不算很成功。不过，这种语言在他的散文和杂文中更显优势。韩寒对他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观察细致（比如《三个地方的三轮车》），他的杂文语言不仅老到，更体现出一个人生阅历不多的青年人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然而他的自负和轻率又削弱了他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一把再好的刀，若不知及时收回锋芒，抛光打磨，也会变钝、产生豁口甚至断裂。这也是许多评论断定韩寒的文学生命不能长久的主要原因。
韩寒对故事结构非常轻视，他觉得“作为小说，故事是完全次要的东西”⑤。他多次尖锐嘲讽一些作品在故事情节上的刻意安排：他对一些模式化并且内涵固定的情节感到厌恶，质疑其艺术真实性。他说：
写小说的凭什么写到男女分手就得命令老天爷掉几个雨点下来？凭什么主人公思想斗争时非要正值窗外左打一个雷右闪一个电？凭什么若干年后分手的双方一定会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重逢？公厕门口就不可能撞上了？这就是所谓高于生活？⑥
一些作品刻意制造了情节的悬疑和噱头，为了迎合某种猎奇和寻求感官刺激心理的低级审美趣味，韩寒对此也非常抵触：
很多书卖得不好的号称纯文学作家，必须时不时考虑，我要加点吸引眼球的东西啊，我第80页要上个床啊，100页要同性恋一下啊，200页得来点暴力啊，400页得来点乱伦啊。440页文革一下啊。⑦
另外，对作者潜藏于结构安排背后的价值意图和赋予意义的倾向加以主观臆断，这也为韩寒所不屑。为此他坦白了自己作品故事结构的无意义的事实，意在阻止人们对于意义的臆测。
我写《三重门》的时候，出现了两次“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一次还是结尾。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连用两次呢？是前后呼应体现主人公的落寞吗？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作者觉得这句话很好，但是因为写作时间拉得过长，写到最后时忘了前面用过一次，所以不小心又用了一次。⑧
韩寒曾经公开表明：“文学就是认真的随意写。”⑨他对故事结构的方面，的确可谓认真不足而随意有余。其小说结构松散粗糙艺术传达所带来的危害还远非是不紧张刺激、不扣人心弦。韩寒只看到模式化、矫揉造作的故事结构对于思想内涵表达的妨害，乃至对小说的整体价值的损伤，因而忽视了真正匠心独运的故事结构对小说思想内涵表达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再客观的作者也有潜在的价值意图。作为亟待要对当今教育制度的现实加以批判的韩寒，他在小说中传达出来的价值意图非常明显。然而，就是因为轻视和随意处置故事结构，导致了他的那些叛逆思想无法有效地成为艺术真实的一部分，更谈不上深邃精微、触动灵魂了。即使一个作者认真地编织他的故事情节，他的小说也未必能够做到句句都有意义，然而韩寒就连这样的努力也放弃了，这无疑使得他的作品与小说的理想状态距离更加遥远。
以上从题材、语言、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韩寒的小说，可以看出，韩寒在文学创作上可谓言行一致。他对文学的想法和历来我们所熟悉的颇有建树的作家不一样，和众多对文艺有着虔诚而崇高的期许的文学青年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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