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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中对“三农”问题的反思
作者：陈艳霄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秦腔》中对“三农”问题的反思：从土地的荒芜到人的荒芜；从重如泰山的负担到抗税风波；从道德伦理的滑坡到精神的荒芜。
在《秦腔》中，贾平凹以一种留恋、回望的眼神，摄取了乡土瓦解和颓败的一幅幅遗照，书写了一部纸上的立体化的乡土风情录。《秦腔》真实地反映了当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那平常的人和事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现状的深沉思考。贾平凹通过丰富的生活细节与琐碎场景的描写，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中国农村在上世纪进入90年代后极为真实的生存景观。乡村一方面呈现出城镇化的诱人的前景，呈现出商品经营的喧哗与骚动，给乡村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另一方面，在喧哗与骚动背后，清风街展示的“三农”问题上愈来愈呈现出严峻的形势，古老的、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即将落下终结的大幕。
一、从土地的荒芜到人的荒芜
可以说在《秦腔》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农村的荒芜了。这里的“荒芜”，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荒芜。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在农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庄暮气沉沉。贾平凹清醒地认识到乡村向城镇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地描绘出传统与现代两个经济方式此消彼长的真实景观，贾平凹笔下的清风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标本。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吸引了乡村中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大片土地荒芜，这一点在清风街有直接的表现。农贸市场和畅通的国道在繁荣商品经济的同时，却又掠夺了清风街为数不多的良田。仅312国道就毁了四十亩耕地和十多亩苹果林，农民从当初土地承包中的受益人逐渐成为承受改革阵痛的牺牲者。他们切实感到了当“农民真苦，在农村真穷，搞农业真危险”。农业生产要依赖老天发善心，农村还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洪涝干旱都会给农民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农民种的粮食卖不出好价钱，农民的收入上不去，各种重如泰山的负担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村干部竹青也深有感触地说：“农民种一亩地收不了多少粮，一斤粮食卖不了多少钱……如果再这样下去，明年我看荒地和闲置的土地更多了。”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对土地的感情逐渐疏远，许多人不惜抛弃热土、背井离乡，满怀悲怆与无奈，渴望到陌生的都市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结果造成了乡村劳力的过度匮乏，致使良田里长满了荒草，土地荒芜了。
土地荒芜了，人也荒芜了。夏天智去世后，在东街甚至找不够抬棺材的人，村民通过外出打工离开了农村，等待这些打工者的则是艰难的生活。“东华去了金矿，水生去了金矿，百华和大有在省城捡破烂，武军贩药材，英民都在外边揽了活，德水在州城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听说还在危险期……”这是外出的男人。外出的女人回来后打扮得花花绿绿，谁也不知道她们做了什么。君亭说：“过去农村人谁能出去？现在村干部你管得了谁？东街死了人抬不到坟里，恐怕中街西街也是这样，西沙湾、茶坊也是这样。”农民之所以出去，正如夏君亭所说“他们缺钱”。他们为什么缺钱呢？不仅仅是具体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缺钱，同时社会也寻唤出他们对钱的一种匮乏感，这是建立在金钱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的必然结果，而这正是夏天义所反对的。
夏天义与土地之间存在一种血肉关系，正因为对土地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当312国道改造要侵占清风街后塬的土地的时候，身为村干部的夏天义才会组织村民去挡修国道，并为此而背了个处分。正因为对土地充满了感情，所以夏天义担任村干部时最大的一个愿望便是能够在七里沟淤地成功，因为在他看来：“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夏天义在七里沟的淤地过程中遭遇山体滑坡而死：“这一天，七里沟的东崖大面积地滑坡，它事先没有迹象……它突然地一瞬间滑脱了，天摇地动地下来，把草棚埋没了，把夏天智的坟埋没了，把正骂着鸟夫妻的夏天义埋没了。”给视土如命的人一个天然土葬的结果，这样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老农民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力地说明当下传统中国传统乡村的荒芜和衰颓。
二、从重如泰山的负担到抗税风波
19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现代化以不可阻挡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推进着。企业厂房、高速公路、猛增的铁路和住宅在鲸吞着大片的良田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心态和乡土传统的文化。改革给予农民带来的好处很快被消耗殆尽，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危机向农民转嫁，与土地挂钩的沉重的税赋，使“三农”问题成为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的根源。贾平凹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担忧，形象地反映在对清风街乡民的生活描写中。小说以凝重的笔触对当下农村作了全景式的展示：乡镇基层政权的勾心斗角，乡干部吃喝成风，官场的跑官、要官、行贿、受贿，修国道强征乡村土地，乡政府的强行摊派和捐税的沉重，乡镇社会文化堕落、赌博成风……
在长期原始封闭的农业社会中，中国农业保持着低成本低收入的发展态势，土地加劳力就可维持一般农民的低水平生存。但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农业成本数十倍地增加，种子、化肥、水电、非农业成本也在增加，可耕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膨胀中大幅度减少，农民负担加重。在《秦腔》中，贾平凹以“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农民生存的艰窘与辛酸。“负担如‘泰山’，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清风街原支书夏天义在经过一番精确的计算之后得出的收入数字是每家不超过四千元，“四千元得管电费，生活必需品，子女上学费用，红白事人情来往花销，还不敢谁有个病病灾灾！这样算仍还是逢着风调雨顺的年景。今年以来，一切收入都在下滑，而上边提留摊派，如村干部的补贴，民办教师的工资都提升了，化肥、农药、地膜和种子又涨了价，农民的日子就难过了。”在这里贾平凹用准确的数字，真实地描绘了农民重如泰山的负担和对引起这些负担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问题的反思。
在收缴税费中，乡村干部不惜采用粗暴的，乃至违法的手段，从而给乡民在肉体与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摧残。清风街狗剩，因在地里撒了点菜种，违背“退耕还林”的政策，被乡长发现后当即宣布撤销每亩地补贴的五十元苗木费和每年每一亩拨发的二百斤粮食二十元钱，并罚款二百元。被逼到绝路的狗剩，最后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贫贱的生命。最令人可怜的是，即使是这一瓶农药也是从供销社里赊来的。“狗剩的棺材是他家的那个板柜，锯掉了四个柜腿儿，里边多垫了些灰包和柏乃木，将就着，土埋了。”而乡干部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导致清风街发生了“年终风波”，成了一场轰动全县的抗税事件。愤怒的农民指责乡干部：“你们这是收税费哩，还是国民党抓壮丁呀？”虽然公安局派来的警车驱散了包围乡政府的群众，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农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非理性的举动中，传达出广大农民对不公正的抗议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正如“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说的“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贾平凹真实地描写了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及由于农民负担的加重而给传统农业社会带来的动荡。
三、从道德伦理的滑坡到精神的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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