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在“政治”之外
作者：裴 争
摘 要：本文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等方面来重新解读台湾作家陈映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铃铛花》，试图从创作技巧和文化心理等方面拓展对陈映真作品的阅读视野。
陈映真的《铃铛花》在写成后不久就被定性为“政治小说”，是他的三篇“政治小说”的首篇，原因在于其内容涉及到台湾政坛一直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但是，如果你在读《铃铛花》之前已经在脑子里植入了“政治小说”的概念，那么真正读到它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会认为它“跑题”了。因为全文共两万多字，直接写到跟“二·二八事件”相关的内容还不到四千字。尽管内容的多少并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主题，但这种多侧面的丰富描写却给我们提供了解读《铃铛花》的多种可能性，并让我们思索是否应该武断地把《铃铛花》定性为一篇“政治小说”。其实早在1984年，作品发表后的第二年，作者曾就把《铃铛花》和《山路》定性为“政治小说”表示过异议，“有朋友把《铃铛花》、《山路》善意地归类为‘政治小说’，我个人倒觉得担当不住。……说它们是‘政治小说’，其实是不适当地抬高了它们的属性。”如果不仅仅把这话看作陈映真的谦辞，那么他实际上是在提醒读者，《铃铛花》并非一篇仅仅为了“政治”而写的小说，在“政治”之外它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我看来，它在叙事上隐含了这样一个主题：以青春期少年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成人的世界，并认识到成人世界对少年成长历程的干预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痛苦和代价。
一、叙事结构中的成人世界
“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一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达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这样看来，结构乃是叙事作品中具有宏观意义的创造工程，还作品以生命，就有必要发掘作品结构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深入地解读作品所蕴含的哲学密码和作家的心灵密码。
表面看来《铃铛花》的叙事结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大部分的篇章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两个小学生逃学一天的经历，伴随着这种第一人称同步叙述的还有第一和第三人称的回顾叙述，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事件的叙述人正处于一个成长的特殊时期，心理学上称这段时期为青少年期，它介于不成熟的童年和成熟的成年之间，是一个常伴有情绪骚动、精神混乱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生成长阶段，这个时期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铃铛花》就是通过两个处于青少年期的少年的视角来审视台湾政坛上敏感的“二·二八事件”的。由于这一特殊视角就使文本的意义不仅限于侧面地描写这一政治事件，其更深层的意蕴是，借助“二·二八事件”对两个少年心理的潜在影响，来影射社会政治和教育对青少年身心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也为我们找寻陈映真创作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孩子逃学一天的历程细致梳理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可以被分成两条线索，一条是当前行动的线索，另一条是回忆旧事的线索，理清这两条线索我们就可以找到解读文本结构的密码。具体历程如下：
1.“我”在旧砖窑旁等小伙伴曾益顺；
2.对逃学的惶恐让“我”回忆起第一次逃学的情形；
3.“我”和曾益顺两人一起喂蛇；
4.曾益顺谈到他二叔为捞河里的木材致重伤；
5.两人去看外省驻兵吃饭；
6.因为唱歌想起台湾的光复；
7.听、看并欢呼火车的到来；
8.回忆高东茂老师；
9.看到开满铃铛花的篱笆；
10.曾益顺讲述“客人仔番薯”家的故事，
11.两人偷食烧花生；
12.曾益顺回顾高东茂老师跟他的渊源；
13.登“后壁山”学鸡叫；
14.讲述外省人金先生的婚事及其他；
15.“我”带曾益顺去看我发现的番石榴树；
16.“我”和曾益顺发现高老师，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
分析这十六个条目，会发现，以条目1为起点，每相邻的两个事件可以作为一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单元，在每个单元里前者是行动，后者是行动引起的回忆或思索，前者是引发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比如7和8这一组，因为看到火车想到高老师是否会在火车上，从而引发了对高老师的回忆；再如9和10这一组，因为看到的开满铃铛花的篱笆是“客人仔番薯”家的，曾益顺才会想起讲述“客人仔番薯”家的故事。但除了上述这种因果关系外，这些事件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如果把所有单数条目的行动组合起来就是如下结果：“我”在等小伙伴曾益顺——“我”和曾益顺一起去喂蛇——两人一起去看驻兵吃饭——在铁路边欢呼火车的到来——看到开满铃铛花的篱笆——偷吃烧花生——登上“后壁山”学鸡叫——“我”带曾益顺去看“我”的番石榴树。这些是两个少年逃学一天的行动。如果把双数条目的动作连接起来则是下面这样一种结果：“我”因逃学而心中惶惑——曾益顺因为他二叔的受伤而抑郁寡欢——台湾光复了（暗示台湾曾经被占领）——回忆高东茂老师——曾益顺讲述“客人仔番薯”家的悲剧故事——曾益顺讲述他跟高东茂老师的渊源——回忆外省人金先生的婚事及其他——发现高东茂老师，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这形成了他们逃学一天的心灵历程。这种结构方式除了功能方面的意义外，我们还发现它所具有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在单数条目组成的行动中，两个孩子的心情始终是欢欣、愉悦和快乐的；而在双数条目组成的记忆和叙述里，伴随着的基本都是惶恐、忧伤和不幸。进而，我们又发现前一组多是两个少年逃学时的自发行为，而后一组的事情则多是他们听到的或看到的社会行为。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青少年的自然成长过程是快乐的，而社会对他们的干预则时常给他们带来伤痛。这种结构隐含了作者对时代的批判和对社会教育的质疑。同时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结论，心灵历程其实也是一个走出少年世界和走进社会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叙事人的心灵世界不断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刺激，及至最后碰见高东茂老师时，这一刺激达到最高潮，它改变了“我”的逃学行为，也改变了“我”今后三十年的人生道路。这种刺激在当时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它是成长所必须经过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像蛹必须冲破曾经是保护层的外壳才能获得飞翔的能力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获得更广阔的天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人睁开眼睛之后，开始了解自己作为人的命运、质询人生的意义，人之开端和终结，探究人之来源与宇宙之奥秘，终于难得其解，陷于宇宙神秘的沉默之中的那种痛苦。”
二、视角转换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一部作品中，视角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契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深切理解文本内涵的重要一环。视角可以被分为全知和限知两种，现代叙事中多采用限知视角。由全知到限知，意味着人们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相分离，但限知视角在丰富人们的感知世界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对更广阔时空进行感知的自由度，因此，出色的现代叙事作者往往在遵循限知视角界限的同时，巧妙地运用“反限知”的叙事谋略，也即在限知视角的内部增加一些“副视角”形成某种附属性的复合视角的功能，以弥补限知视角之短。这样，在不同的限知视角间就形成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在视角的流动和转换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作品蕴含的某种哲学和审美趣味。《铃铛花》在塑造高东茂老师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就充分运用了视角的转换和流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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