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蒲松龄科举观成因探析
作者：张清法
摘 要：《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篇目，反映了蒲松龄的科举观，他一方面赞同羡慕，认为科举制给读书人提供了获得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机会，一方面对科举制运行中出现的腐败、受贿等问题表示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笔者认为蒲松龄的科举观与自己科场屡屡失败有着直接关系，难免有失公允，以偏概全。分析蒲松龄科举观的成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科举制，还科举以历史面貌有重要意义。
科举观是对科举制的一种认识、评价。蒲松龄的科举观表现在《聊斋志异》涉及科举的篇目中，他在这些篇目中表现的是对科举腐败的愤恨和不满，揭露和批判。笔者认为，蒲松龄的科举观与自己的科场受挫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科举观有一定的局限性，难免有失偏颇。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对蒲松龄科举观成因的分析，给科举制以公正的评价。
蒲松龄的科举观表现在《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诸多篇目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初试少年得志，乡试屡屡不中，虽才华横溢，却屡困科场，抑郁身亡。代表作品有《叶生》《素秋》《司文郎》《褚生》《贾奉雉》《于去恶》《王子安》《三生》。第二类，少年得志，金榜题名，主要作品有《白于玉》《大男》《陆判》《曾有于》《青梅》《胡四娘》《细柳》《邵九娘》《姊妹易嫁》《封三娘》《聂小倩》。这些篇目中的主人翁，之所以金榜题名，少年得志，其原因有的是天资聪慧、科场顺捷，有的是因果报应，有的是受人赏识、教助，有的是命运决定。第三类是科场得意，如《封三娘》《聂小倩》等。但是，在这些篇目中，作者着墨最多、倾注感情最深的是第一类，即名士的怀才不遇。这些故事总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名士往往不能中举，皆屡困科场，抑郁身亡。如《叶生》中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邑令丁乘鹤欣赏他的文才，游扬于学使，使叶生科试得了冠军。乡试后读其闱墨亦击节称叹。然“榜既放，依然铩羽”。《素秋》写了俞忱等三个士人的科举经历。俞忱“目下十行，试作一艺，老宿不能及之”，“试期，送入场，邑、郡、道皆第一”。第二年，俞忱又并得科试冠军，闱中之作亦被倾慕者争相抄录、传颂，如此，及第自在情理之中，结果却免不了乡试被黜的命运。《司文郎》中的宋生，“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困顿至于终身，虽罹难身死，犹心不甘，欲借友人“飞黄之快”以酬生平之愿，竟累及良友，以犯规被黜。《于去恶》中的于去恶，惊闻落第消息后，“泫然流涕”，与慰藉他的友人“相对默默，殊不可堪”。
为什么这么多名士初试少年得志，乡试却屡屡不中，抑郁而亡？蒲松龄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科场的衡文不公和考官的贪污受贿。“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①（《大江东去·曰寄王如水》），这在《司文郎》《贾奉雉》《于去恶》等篇中，皆有明确表述。《司文郎》以嬉笑怒骂之笔，讽刺诸帘官不仅“盲于目”，而且“盲于鼻”，致使文运颠倒。《贾奉雉》则通过贾奉雉落第与中举的前后对比，反衬出考官的荒谬无文。因而造成“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也就在所难免。蒲松龄所处时代，对科场作弊的处罚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甚至开诛杀试官的先例②，但仍然寅缘请托、贿赂公行。《考弊司》中的司主按成例纳贿，不丰于贿者，竟要割髀肉一片。可以看出，蒲松龄对科举的揭露批判，主要指向考官的陋劣无文和鄙琐势力的社会风气。
二
蒲松龄为什么对科举制度有强烈的愤慨和不满，笔者认为这与他备受困顿的科举生涯有着重要的关系。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读书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蒲松龄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之家，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自然想留名青史，光宗耀祖，因此，他对科举充满希望，他把科举看做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有效途径，正如他在《咏史》中言道：“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他把读书、应举、做官看做是留名后世的唯一途径。他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③（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蒲松龄参加过多次乡试（省级考试），却屡屡败北，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几十年间，他以教书为业，70岁时才结束了在官宦人家的塾师生涯。他的诗词文章为时人敬仰，广为流传，但却屡屡不中，其生活的艰辛和科举对他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与那些声名不大，才华远不如他，乡试得中的人相比，更增加了他对乡试考官的愤恨，他认为考官衡文不公，富家贿赂考官才造成了诸多名士的怀才不遇。因此，他在《聊斋志异》有关科举的故事中，描写最多的就是名士的怀才不遇，可以说《叶生》《素秋》《褚生》《司文郎》《书痴》中的人物，就是他自身境遇的移植与复制。清代评点家冯镇峦评论《叶生》时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④（卷七《叶生》“冯评”），可谓一语中的。冯镇峦还说：“先生老于文场，持论至此，如闻呜咽。”⑤（卷六《于去恶》“冯评”）科场的屡次失意郁结在蒲松龄内心，形成他心中的愤懑和不平，他把胸中的怨气发向考官，并斥责老天的无情、不公：“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⑥《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同时他又感慨自己的蹉跎与时运不济：“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贴耳嗒丧拚将穷。”⑦（《自嘲》）虽然蒲松龄对科举深表愤懑，但是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垂老逢场意气生，喜看少年占时名，一门康了无生色，喜尔刚沾化雨荣”⑧（《示箬》）可见，蒲松龄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无论胸中郁积着多少悲痛和激愤，他始终对科举寄予着希望。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蒲松龄对科举的揭露和批判，与自身的科举受挫，屡屡败北，一生困窘不得志有着重要关系。他个人的这种经历决定他科举观的局限性。蒲松龄批判的矛头直指乡试考官，而对童生试和会试则较少批判。《司文郎》一个瞎眼和尚能以鼻嗅出文章的优劣，而秀才王平子的好文章却被考官罢黜；《贾奉雉》中贾奉雉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考弊司》管秀才的考弊司，厅堂上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秀才初见即割下髀肉，作为“成例钱”；《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因其父在朝廷为官，便以劣文章轻易中第一名；《素秋》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公然向堂姐夫“许为买乡场关节”。在这些篇目中，蒲松龄批判的只是科举管理运行中所暴露出的腐败、受贿等弊病与失误，他把乡试官员的腐败与整个科场监考官员相提并论，让人感觉有以偏概全之嫌。
科举考试体现选拔人才的公开、公平、公正性。清朝比之明代，科举条件进一步放宽，科举考试和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其一，机会均等。士人不受出身、资历、年龄等方面的限制，清代规定除“娼、优（戏子）、隶、皂（衙役）”等所谓“下贱”门户及罪人子弟不许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考。其二，考试程序科学、公正。“清代于科场考试，也如明代，防范极严。其条例之密，处罚之重，较之前代，犹且过之。……每次试官、考生因株连而骈诛、流放、罢废者，累累相望。”⑨可以看出在科举全面推行的清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科举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具有平等精神，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情，防止在官场中结党营私。⑩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使除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读书人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促进人才的合理社会流动，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三，科举考试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培养造就了一批批治国经邦的人才，对于官吏清廉有重要作用。据统计，清代114名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这说明，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中，贪官污吏和平庸之辈比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毕竟要少得多。{11}从历史上看科举史上曾选拔了一大批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如姚崇、宋璟、寇准、苏轼、范仲淹、文天祥、于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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