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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科举观成因探析

作者:张清法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科举观 成因探析
   摘 要:《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篇目,反映了蒲松龄的科举观,他一方面赞同羡慕,认为科举制给读书人提供了获得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机会,一方面对科举制运行中出现的腐败、受贿等问题表示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笔者认为蒲松龄的科举观与自己科场屡屡失败有着直接关系,难免有失公允,以偏概全。分析蒲松龄科举观的成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科举制,还科举以历史面貌有重要意义。
  
   科举观是对科举制的一种认识、评价。蒲松龄的科举观表现在《聊斋志异》涉及科举的篇目中,他在这些篇目中表现的是对科举腐败的愤恨和不满,揭露和批判。笔者认为,蒲松龄的科举观与自己的科场受挫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科举观有一定的局限性,难免有失偏颇。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对蒲松龄科举观成因的分析,给科举制以公正的评价。
   蒲松龄的科举观表现在《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诸多篇目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初试少年得志,乡试屡屡不中,虽才华横溢,却屡困科场,抑郁身亡。代表作品有《叶生》《素秋》《司文郎》《褚生》《贾奉雉》《于去恶》《王子安》《三生》。第二类,少年得志,金榜题名,主要作品有《白于玉》《大男》《陆判》《曾有于》《青梅》《胡四娘》《细柳》《邵九娘》《姊妹易嫁》《封三娘》《聂小倩》。这些篇目中的主人翁,之所以金榜题名,少年得志,其原因有的是天资聪慧、科场顺捷,有的是因果报应,有的是受人赏识、教助,有的是命运决定。第三类是科场得意,如《封三娘》《聂小倩》等。但是,在这些篇目中,作者着墨最多、倾注感情最深的是第一类,即名士的怀才不遇。这些故事总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名士往往不能中举,皆屡困科场,抑郁身亡。如《叶生》中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邑令丁乘鹤欣赏他的文才,游扬于学使,使叶生科试得了冠军。乡试后读其闱墨亦击节称叹。然“榜既放,依然铩羽”。《素秋》写了俞忱等三个士人的科举经历。俞忱“目下十行,试作一艺,老宿不能及之”,“试期,送入场,邑、郡、道皆第一”。第二年,俞忱又并得科试冠军,闱中之作亦被倾慕者争相抄录、传颂,如此,及第自在情理之中,结果却免不了乡试被黜的命运。《司文郎》中的宋生,“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困顿至于终身,虽罹难身死,犹心不甘,欲借友人“飞黄之快”以酬生平之愿,竟累及良友,以犯规被黜。《于去恶》中的于去恶,惊闻落第消息后,“泫然流涕”,与慰藉他的友人“相对默默,殊不可堪”。
   为什么这么多名士初试少年得志,乡试却屡屡不中,抑郁而亡?蒲松龄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科场的衡文不公和考官的贪污受贿。“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①(《大江东去·曰寄王如水》),这在《司文郎》《贾奉雉》《于去恶》等篇中,皆有明确表述。《司文郎》以嬉笑怒骂之笔,讽刺诸帘官不仅“盲于目”,而且“盲于鼻”,致使文运颠倒。《贾奉雉》则通过贾奉雉落第与中举的前后对比,反衬出考官的荒谬无文。因而造成“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也就在所难免。蒲松龄所处时代,对科场作弊的处罚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甚至开诛杀试官的先例②,但仍然寅缘请托、贿赂公行。《考弊司》中的司主按成例纳贿,不丰于贿者,竟要割髀肉一片。可以看出,蒲松龄对科举的揭露批判,主要指向考官的陋劣无文和鄙琐势力的社会风气。
  
  二
  
   蒲松龄为什么对科举制度有强烈的愤慨和不满,笔者认为这与他备受困顿的科举生涯有着重要的关系。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读书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蒲松龄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之家,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自然想留名青史,光宗耀祖,因此,他对科举充满希望,他把科举看做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有效途径,正如他在《咏史》中言道:“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他把读书、应举、做官看做是留名后世的唯一途径。他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③(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蒲松龄参加过多次乡试(省级考试),却屡屡败北,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几十年间,他以教书为业,70岁时才结束了在官宦人家的塾师生涯。他的诗词文章为时人敬仰,广为流传,但却屡屡不中,其生活的艰辛和科举对他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与那些声名不大,才华远不如他,乡试得中的人相比,更增加了他对乡试考官的愤恨,他认为考官衡文不公,富家贿赂考官才造成了诸多名士的怀才不遇。因此,他在《聊斋志异》有关科举的故事中,描写最多的就是名士的怀才不遇,可以说《叶生》《素秋》《褚生》《司文郎》《书痴》中的人物,就是他自身境遇的移植与复制。清代评点家冯镇峦评论《叶生》时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④(卷七《叶生》“冯评”),可谓一语中的。冯镇峦还说:“先生老于文场,持论至此,如闻呜咽。”⑤(卷六《于去恶》“冯评”)科场的屡次失意郁结在蒲松龄内心,形成他心中的愤懑和不平,他把胸中的怨气发向考官,并斥责老天的无情、不公:“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⑥《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同时他又感慨自己的蹉跎与时运不济:“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贴耳嗒丧拚将穷。”⑦(《自嘲》)虽然蒲松龄对科举深表愤懑,但是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垂老逢场意气生,喜看少年占时名,一门康了无生色,喜尔刚沾化雨荣”⑧(《示箬》)可见,蒲松龄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无论胸中郁积着多少悲痛和激愤,他始终对科举寄予着希望。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蒲松龄对科举的揭露和批判,与自身的科举受挫,屡屡败北,一生困窘不得志有着重要关系。他个人的这种经历决定他科举观的局限性。蒲松龄批判的矛头直指乡试考官,而对童生试和会试则较少批判。《司文郎》一个瞎眼和尚能以鼻嗅出文章的优劣,而秀才王平子的好文章却被考官罢黜;《贾奉雉》中贾奉雉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考弊司》管秀才的考弊司,厅堂上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秀才初见即割下髀肉,作为“成例钱”;《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因其父在朝廷为官,便以劣文章轻易中第一名;《素秋》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公然向堂姐夫“许为买乡场关节”。在这些篇目中,蒲松龄批判的只是科举管理运行中所暴露出的腐败、受贿等弊病与失误,他把乡试官员的腐败与整个科场监考官员相提并论,让人感觉有以偏概全之嫌。
   科举考试体现选拔人才的公开、公平、公正性。清朝比之明代,科举条件进一步放宽,科举考试和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其一,机会均等。士人不受出身、资历、年龄等方面的限制,清代规定除“娼、优(戏子)、隶、皂(衙役)”等所谓“下贱”门户及罪人子弟不许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考。其二,考试程序科学、公正。“清代于科场考试,也如明代,防范极严。其条例之密,处罚之重,较之前代,犹且过之。……每次试官、考生因株连而骈诛、流放、罢废者,累累相望。”⑨可以看出在科举全面推行的清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科举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具有平等精神,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情,防止在官场中结党营私。⑩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使除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读书人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促进人才的合理社会流动,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三,科举考试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培养造就了一批批治国经邦的人才,对于官吏清廉有重要作用。据统计,清代114名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这说明,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中,贪官污吏和平庸之辈比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毕竟要少得多。{11}从历史上看科举史上曾选拔了一大批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如姚崇、宋璟、寇准、苏轼、范仲淹、文天祥、于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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