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
作者：董玉芝
三、从女性内在精神的畸变，解读女性灵魂的麻木
女性在“男子本位”的封建性别观念的束缚下，女性的内在精神被强烈的男性意识所“驯服”，从而导致女性内在精神的麻木和对男性的顺从。这种强有力的“驯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觉地接受并服从这种男权意识，并把男性对女性思想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立身行事之准则，指导自身的人生活动。另一方面，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年长女性如母亲、婆婆等，还利用手中的“家长”权利有意去“调教”和“塑造”着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这就形成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缚和缚人的生存困境。
《礼记·郊特牲》中为女子所下的定义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声言：“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这种要求女子驯从的封建意识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并自觉地将之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这才是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生死场》中女性的悲剧是在男性权威的覆盖下展开的，这里没有反抗只有顺从，没有权利争夺，只有被动接受，女性的无言默许了男性权威的长期合理存在，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积淀深藏于女性意识深处，被内在化、心理化了，这无形中又维护了男性中心社会的超稳定状态。她们深受压迫而麻木不仁地以男性的标准来实现自身价值。在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惨死中，女性扮演了不可饶恕的凶残角色。她们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越出常规的言行深为反感，并竭力按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来改造她们，善良的愚昧促成了人间悲剧。然而在目睹年轻女性生命消殒的过程中，她们对自己无意中成为帮凶的身份并不自知，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惨死毫无心理上的负疚与道德谴责。在封建礼教、男权思想及其他世俗观念的束缚下，女性形成的旧道德意识使她们的自我意识异化，认同传统标准也即男性标准，无视女性生命本体而以一种外在道德苛求女性的言行，道德倘若不是从生命本体和利益出发，而是从外在的人为戒律出发进行谴责，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误。在小团圆媳妇及王大姐的悲剧中，女人自身的愚昧狭隘显示出它具有的残酷性。另外，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女性们，一方面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立身之本亦步亦趋地效仿执行，另一方面还以自己的教育方式或慈爱或残忍地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她们俨然以“教化者”自居，既作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作为父权社会的同盟军和代言人，去“教化”那些被她们认为不守“规矩”的女性。萧红是一个对女性有着清醒认识的作家。她在对女性的不幸命运寄予无限同情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性自身的缺点，即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影响下的女性自身的劣性也是造成女性困境的另一罪魁祸首。而且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封建传统，压迫同性最起劲的角色，最终异化为自身的敌人，在先前具有的“奴性”上又增添“兽性”，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满别人的鲜血。在小团圆媳妇及王大姐的悲剧中，女人自身的愚昧狭隘显示出它具有的残酷性，最终导致她们自身命运的悲剧困境。
《生死场》中的女性生活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偏僻落后闭塞的东北乡村，她们是贫困得不能再贫困，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劳动妇女，她们的生命是潦草的，她们的生存举步维艰，她们的情感遭受肆意践踏，她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全被忽略，作为一个生活在动荡的大时代的女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以她独特的女性笔触展示并拷问着她们的悲剧人生，不仅仅是给予关注与同情，而且渗透着血泪的理解与控诉。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董玉芝（1972-），硕士，河南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讲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的研究。
①陈顺馨.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51.
②海伦娜·西索. 美杜沙的笑[A]. 见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4.
③刘禾. 重返〈生死场〉：妇女与民族国家[A]. 见李小江编. 性别与中国[M]. 三联书店1994.76.
④陈晓明. 论文学视界——关于文学的文化形态关系[A]. 当代文艺思潮[M]. 1987.(3)
⑤西蒙·波娃.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⑥西蒙·波娃. 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