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演绎出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魂精髓
作者：池永文
摘 要：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创作的《乔家大院》集中反映了清代山西儒商乔致庸怀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梦想，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目标的兴衰浮沉。集中阐释了公平、公正、诚信、勤勉、互助等中国商业文化的优秀成分。
在众多以财经、商界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乔家大院》可谓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一，作者是一个军旅作家，过去似乎只写军旅小说，极少以写商界，尽管出自军旅作家笔下，但作者并未视商场如战场，即使在战火弥漫的社会背景下，也没有刻意渲染商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而是集中阐释中国商业文化的优秀成分，弘扬公平、公正、诚信、勤勉、互助等高尚的经商之道；其二，作品不走虚构路线，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进行创作，乔致庸以儒生之身投身商界，闯荡天下，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以他为原型进行创作，必然情节跌宕、传奇，但作品突出的重点仍然是诚信经营、锐意进取的经商理念和志存高远、以商救国的创业目标；其三，作品的产生过程一般都是先写出小说，尔后再改编成影视作品，《乔家大院》则是先有电视剧，后有小说。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本以情节见长。而《乔家大院》却从纯粹的“情节性”追求中出走，回归到了“精神性”表达的境界。凡此种种无一不反衬出《乔家大院》不愧为一部发掘商业文化内涵的经典之作。
一、《乔家大院》所揭示的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就是能够体现商业价值观念的文化指导思想和与之相对应的规范化制度的总称，包括商业制度、商业精神、商业建筑、商业设施、商品等诸多方面。文化，是商界制胜的法宝，《乔家大院》中所展示的艰苦创业、百折不挠、贸迁四方、汇通天下、严守信誉、刚毅务实、把握商机、组织严谨、选贤任能、内引外联、应变图存等文化内涵是晋商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商界的融合与再造，无疑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其中，坚持“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之道更堪称商魂精髓。
首先在商业制度的构建上，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家规，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五毒，戒懒、戒骄、戒贪等，在执行制度中一视同仁、奖惩分明，几位犯下错误的大掌柜他都曾毫不留情地依据规章处分。最难得的是在严守规章的同时，乔致庸敢于破除一些陈规陋习，包头复字号生意恢复之后，乔致庸通过经验教训积极改制，打破传统观念，推出了身股持有体制，用人规章上，坚持以人为本，在严把进人关（经人介绍，审查三代，先行面试，商户保举）的同时，强化业务培训（进号后先读《中庸》，学徒期间除学习业务知识，还要学会俄、蒙、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以后人才选拔、任用重业绩（做得好可以提升为掌柜或者大掌柜，掌柜的做不好可以降为伙计，甚至开除）①。这种现代商业的连锁管理，早在100多年前的乔家商号都已如此规范。
其次，在商业建筑和设施方面，《乔家大院》展示了较丰富的晋商文化伦理学、民俗学和建筑学知识，作品在详细描述乔家大大小小的商号、票号、钱庄、当铺、粮店、油坊，以及驼队、轿车等晋商历史文化风貌中，也描绘了深暗的走廊、华丽的房檐、宽厚的门洞、高跷的屋脊，衣服鞋帽、梳妆服饰等的大户人家风范；婚丧嫁娶、喜庆节日乃至家具摆设、窗户剪纸、中堂条幅无不透出三晋文化勤劳、朴实、诚信、奉献的印记和符号；真可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②。这不仅展示了三晋地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精华的历史传承。更多的是令人领悟到“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的商业文化内涵。
再次，在商品文化上，乔致庸一方面采取“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另一方面，乔致庸有超前的品牌意识。当听到有人在抱怨他店里的油不好的时候，赶紧查找原因，发现问题之后，命人连夜贴出回收劣油还作了举报有奖的承诺。正是这种诚信为本的精神才创出了乔家的“复”字商号的“金字”招牌。
我们知道，在商业文化各项因子中，制度、建筑、设施、商品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是商业精神。在《乔家大院》中，“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业精神贯穿了作品始终，构建制度的目标、建筑设施所形成的氛围、商品文化的产生基础，都围绕这一理念来展开。乔致庸走遍天下，根据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创新自己的经营方式，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但是绝不唯利是图。“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③对于经商的乔家人来说，“本”和“源”的内涵是正确的义利观指导下的正当商业活动和商场竞争，就是古代圣人标榜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乔致庸倡导首重信，次重义，三重利。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观出神入化地融会在对“利”的追求之中，使历来被轻视甚至蔑视的商人具有了一种高贵的品格，使商业成为一种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尚的事业，而不再仅仅是一种获利的工具。他们在汇通天下、货通南北的商业贸易中挥洒出一种令人钦佩的人格精神。正是靠这种厚德载物的商魂，乔家才最终确立了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地位，实现“纵横天下五百年，跨越欧亚九万里”的宏伟目标。
乔致庸是一代儒商，儒商的根本在“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即诚信、坚韧、勤奋、学吃亏和学做人。这就是《乔家大院》所揭示的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描绘出的一种烙印着民族时代文化标记的文化背景。
二、商业文化的成因剖析
《乔家大院》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而创作的，但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真实再现，而是通过情节描述、背景展示和人物形象刻画揭示出更深刻的内涵——晋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作品主人公乔致庸既是乔家商号的一代宗师，也是晋商中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业成就于一身、真正掌握经商真谛的优秀商人化身。
山西，别称三晋，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许多出土文物和历史遗存表明，孕育于古老三晋大地的根祖文化，其尧的仁政、舜的孝道、禹的艰苦卓绝，无私奉献，造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乔家大院所在的祁县有一半以上人家子弟常年在外经商。
孔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对自己的弟子以经商致富表示赞赏，常把善于经商的子贡与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相提并论，称子贡致富有术。《史记·货殖列传》中，曾为后世经商者树立了可作为楷模的治生之道的廉贾形象。太史公笔下的富贾大贾，个个离不开社会文化的熏陶。他们经营活动都体现了儒家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结驷连骑的端木赐是儒者经商，商儒一体的代表；互致千金的陶朱公，依靠计丝之策，积贮待乏，曰“贵上极反贱，贱下极则贵。贵则出如粪土，贱则取如珠玉”，用筹策，计贵贱，给人留下富而仁义的商人形象。乔致庸本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儒商，他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货殖文化的土壤上“弃文从商”，无疑会吸收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并不断传承“诚信、耐劳、节俭、朴实”的经营价值观的文化。作品中大量关于乔致庸与其他晋商及外地客商的商业竞争和矛盾冲突的描写，既是为了充分肯定乔致庸所恪守“智、勇、仁、强”儒家文化的成功，强调“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业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揭示出“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业精神正是诞生在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独树一帜的开放性和创造性，首先来源于传承。继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乔家大院》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正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便是乔家商业文化的成因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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