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芙蓉出水 自然天成
作者：王彦锐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在中国的当代文坛有其独特的风格。本文追溯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源渊，并分析了其小说平淡自然的美学风貌。他小说的自然平淡之美主要体现在汪曾祺小说文本的三个方面，即汪曾祺小说“真”、“简”、“散”的美学取向。
毋庸置疑，汪曾祺的艺术世界是诗性的。诗性是关注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模式，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文学的诗性是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中，以审美的态度、视角、思维构建文学艺术殿堂。文学的诗性与文学的审美有着内在必然的关联性。简单地说，诗性是一种视角、思维模式、情感体验，而审美则是这样视角、思维模式、情感体验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显现和由此而传达的文学的艺术品质。即诗性是形而上的、自由的生命精神和审美体验；审美则是形而下的，是诗性精神于艺术品中的涵化。诗性与审美是相通相融的，一部具诗性品质的艺术品，它的审美品格必高迈、高雅、高深。
读汪曾祺的小说，第一感受或者说强烈的体验是来自于汪曾祺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多年来对汪曾祺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成果。在这里我认为还有必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探求汪曾祺小说的审美意蕴，并追溯其小说的美学源渊。
1.古典美学理想的自觉
汪曾祺指出：“写评论最好联系到评的作家这个人，不能就作品谈作品。”此言极是，因为审美活动中创作主体的气质、人格、修养、经历等是融于作品的，作品的风格无疑与创作主体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有句话“人格即风格”，“文如其人”讲的即此道理。研究者也指出：“作家后来创作的成败，作品的基调、情趣、风格等，起源于他的先在结构的最初的因子。由童年经验所建筑的最初的先在意向结构具有最强的生命力。”①考察作家作品对其童年经历的关注则是必须的重要环节。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他教过汪曾祺读《论语》，习书法。汪曾祺的父亲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富有同情心，平等待人。汪曾祺十几岁时就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并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春日里，父亲为他亲手糊风筝，并带孩子们到麦田里放风筝。汪曾祺小时候经常在父亲的画室里看父亲作画，潜移默化，他也十分热爱绘画，并深得中国画法技艺。他说自己从小学到中学，都“‘以画名’，而且曾经想考美专”。一直到老，汪曾祺说自己还有爱看画的习惯，还时常涂抹几笔。他在《两栖杂述》中这样写道：
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汪曾祺还说：“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父亲）作画有关。”②由此可见，汪曾祺从小习画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的确影响深远。
汪曾祺自幼丧母，与继母生活，他曾这样描述对继母的感情：“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③“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④自幼丧母的不幸，因为继母的爱，并未给童年的汪曾祺带来缺失和阴影。
在这样宽松、和睦的家庭氛围中，养成了汪曾祺仁爱、随和、抒情的个性气质。而如此的气质也滋养了汪曾祺审美意识的形成。正是无忧的童年，父亲的言传身教开启了汪曾祺对自由美好事物的追寻，使他日后形成在文学中表达美、创造美、追求美的文学观。
汪曾祺多次谈到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影响，并说自己“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⑤。其实汪曾祺对儒道两家文化的汲取是不同的。对儒家文化，汪曾祺的关注点在儒家所主张的“仁爱”上，这点与他仁爱的抒情气质骨子里是相通的。也可以说汪曾祺在思想上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人与人之间“仁爱”的这种感情及儒家达观的生活态度。但是在审美意识上，他却秉承了老庄的道家美学思想。汪曾祺说：“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⑥其实这些“文章”本身就孕育着庄子丰沛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老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价值则是其美学成就，可以说，老庄之道家审美理想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渊源精华与主脉。以至有人指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⑦汪曾祺还曾谈到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曾皙那种“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境界，并指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⑧。可见，汪曾祺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儒家人性的伦理情感；在审美感受上归根结底崇尚的还是道家超功利的、自然的美的境界，其审美意识与道家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对汪曾祺而言，自幼和睦宽松的家庭氛围、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及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熏陶滋养了他审美意识的形成，对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追求在他已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
汪曾祺明言：“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⑨并说：“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的写得平淡。”⑩这里的“疏朗清淡、平淡”之风即汪曾祺所追求的小说美学风格。
2.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
平淡自然之美是道家美学思想衍生出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一种素朴自然、平和淡远、本真天成，无涉于刻意雕琢，不尚修饰的艺术风格和境界。“平淡”与“自然”是一对表里相通、内蕴交织、互为融合的美学范畴。“自然”是指一种本真天成、不事雕琢、不尚虚饰的本真之美。“平淡”是指一种素朴天然、平和淡远的本色之美，二者在内涵上是相通的。“自然之道”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的核心，老庄关于“道”性之论述，一脉相承，都认为“道”具有与其本质“无为”相联系的“淡”的特征。大凡自然之文必孕素朴、平淡之美；同之，大凡平淡之文必具不事雕造，不加虚饰之本真之风。“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在内里是一致统一的，在蕴藉自然平淡之美的文本中是很难界定清楚两者在文本中的特征，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传统，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汪曾祺说自己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因为宋人笔记不像唐人传奇为追求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文辞美丽，宋人笔记则无此功利目的，是无意为文，因此写得清淡自然，自有情致。汪曾祺的小说被冠之为“笔记体小说”，即因其小说的清淡自然的艺术风格。中国美学史有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学理想，即错彩镂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错彩镂金是指华丽繁富，雕缋满眼的美，如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芙蓉出水是一种平淡素净、天然雕饰的美，而且是更高境界的美。平淡并不是枯淡，苏东坡要求诗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正如玉的美，内部有光彩，却是含蓄的光彩，极绚烂，又极平淡。汪曾祺的小说传达的正是这种平淡悠远、自然天成的美。
这种自然平淡之美主要体现在汪曾祺小说文本的三个方面，即汪曾祺小说“真”“简”“散”的美学取向。
“真”是指汪曾祺小说所展示的真情真人真事。汪曾祺说过“我的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11}。而且小说的背景也是曾经住过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例如《受戒》里的小英子，大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徙》里的高北溟，《看水》中的小吕等等都是汪曾祺谈过有原型的。正是有了对真人真事环境深入的了解体会，才会使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汪曾祺在谈到《〈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时，又一次回忆了儿时的大淖、小锡匠及美丽的“巧云”，给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向往”。“虽然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12}如果没有早年“向往的真实”，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大淖记事》。我们常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真”，艺术才会呈现生活、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单纯的美。小说《天鹅之死》落款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作者这分真情也是融于小说文本中的，因其“真情真意”，小说文本才流于自然，不尚虚饰，不事雕造，呈现出清真的艺术境界。应该说“真”是汪曾祺小说平淡自然之美的第一个层次，倘没有小说文本的“真”，生命的原生态则被灌注人工巧智而失天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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