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传统的承续与超越
作者：董正宇
二、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的变迁：两种话语的龃龉与冲突
相比沈从文，周立波似乎离古华这一代作家距离更近。周立波在1958年和1962年连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同时兼任《湖南文学》主编多年。1950、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湘籍作家大都多多少少受到周的影响。古华在谈到《芙蓉镇》的创作时曾有感触地说：“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⑩事实上，古华的《芙蓉镇》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无论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还是方言土语的运用，地域文化的传达均有不少相似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抛开上述传统的批评话语，从“现代性”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两个文本，可以看出两个文本都拥有两个话语体系：“现代话语”（普通话）和“民间话语”（方言）。文本所讲述的都是外来形态的现代话语进入并试图改造本土的民间话语，但最终两者的龃龉、矛盾和冲突在“时代进程”的作用下得以消解的现代性寓言。这种写作模式，自周立波《山乡巨变》等一系列作品起得以发源、奠定，至古华《芙蓉镇》抵达巅峰。
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纠葛从语言层面得以表现，并落实到人物关系上。《山乡巨变》中，外来者邓秀梅是现代话语的代言人，她进入山乡，带来全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土改政策，这些都是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在山乡，她得到了年轻一代（民间话语中向往现代话语的倾向）的支持，也受到老一辈的质疑乃至遭到不少“顽固分子”（民间话语的固守者）的抵抗。几番反复，外来的现代话语改变了山乡，使山乡发生“巨变”（意味现代性改造的成功）。作为一个主流作家，周立波只能顺从时代的潮流（现代性改造）来营构文本，讲述故事。但在现代话语取得全面胜利的表象下，出于潜在的母语方言情结和现代湘籍作家共有的边缘化文化身份选择的作用，《山乡巨变》还是在强大的现代话语中展现了民间话语（方言口语）的多姿多彩和固有魅力。
与《山乡巨变》一样，《芙蓉镇》同样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性试图渗入、改造民间的故事。可以从文本中的两个对比性鲜明的人物——李国香和胡玉音——来作一番具体阐释。如果把芙蓉镇上米豆腐摊摊主“芙蓉姐子”胡玉音看成民间性的象征，李国香则无疑是现代性的符号。她出场的身份是“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是个“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的“外来干部”，她的出场动作是——“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立眉横眼地把戴了块‘牛眼睛’的手伸了过去：‘老乡，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而当众人纷纷打圆场时，她“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李国香一亮相就作为“他者”站在了芙蓉镇这个民间社会之外，她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现代标示”确立的，其权威性首先体现为一套“神圣话语”。小说多次强调李国香的口音是“一口和悦清晰的本地官话”，她讲话的内容则是“一口一个马列主义，一口一个阶级斗争，‘四清’‘四不清’。讲三两个钟头，水都不消喝一口，咳都不会咳一声，就像是从一所专门背诵革命词句的高等学府里训练出来的”。她工作的方式是“注重搞串联，摸情况，先分左、中、右，对全镇干部、居民‘政治排队’，确定运动依靠谁，团结谁，教育争取谁，孤立打击谁”。而工作的目的，则是“依靠贫雇农，打击地富反坏右，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李国香所做的实质上是用现代阶级关系（现代话语）替代芙蓉镇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民间伦理（民间话语）。
作为民间性的载体，胡玉音姣好的面容、丰满的身体、美妙的歌喉、泼辣的性格，则充分显示了民间的魅力。胡玉音是她父母年过四十，烧香拜佛才生下的一个独女。其命名“玉音、玉音”，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正是民间话语对送子观音的迷信心理的真实再现。作为“米豆腐摊子”的女老板，她迎送顾客，接应四方，和顾客调笑斗口都是地道的“方言口语”：“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下锅就熟。贫嘴滑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了！”“缺德少教的，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舌根生疮，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生活气息十足的民间话语，把这位外秀内慧、勤劳善良的“芙蓉姐子”的性格、气质、风姿一一凸现出来。
女经理和“芙蓉姐子”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文本的主旋律。所谓“借人物命运演绎乡镇生活变迁”{11}，正是这一现代性话语与民间话语代言人之间冲突的生动概括和写照。两者的冲突从“米豆腐摊子”与“国营饮食店”的经济斗争延续到小镇政治权利的争夺，甚至还有潜在的性的魅力的比斗。在冲突中，女经理依靠强大的国家话语威权（舅舅为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拉拢民间话语中的丑陋象征“吊脚楼主”“运动根子”王秋赦，利用民间话语中的动摇分子“黎满根”及其女人“五爪辣”，在短暂取得了对“芙蓉姐子”所代表的民间话语阵营（包括软弱的丈夫黎桂桂、皈依民间的“北方大兵”谷燕山和“秦颠子”秦书田）的胜利后，很快归于失败。在这场话语冲突中，民间话语的代言人胡玉音展现了更为坚韧和持久的魅力和力量。文本中有一段言语最能表现胡玉音在面对不公平的命运、打击和灾难向她袭来时的抗争性。这番话有一个参照物，就是她那软弱、毫无主见的丈夫黎桂桂。
“祖宗爷!人家的男人像屋柱子，天塌下来撑得起！我们家里一有点事，你就连个女人都不如，碗筷都拿不起？”胡玉音对自己不中用的男人又恼又气又恨。
正是坚持斗争和长久的忍耐使胡玉音取得最后的胜利：苦尽甘来，夫妻团圆；而吊脚楼最终垮了，王秋赦疯了。王疯子每天在芙蓉镇的街上游来游去，声音凄凉地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这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其中有警醒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嘲讽的意味。
可见，《芙蓉镇》与《山乡巨变》一样，都采用了现代性与民间冲突的相似的故事模式。当然，两个文本时代语境的改变，也使两者在民间话语（主要表现为方言土语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生活伦理）的展现乃至最终的结局上均有不少的改变。在民间话语的展现上，《山乡巨变》中民间话语好比那严寒掩盖下萋萋的青草绿芽，现代性话语的高压是无法完全屏蔽它们的存在的，待到春天来临，它们总会在沟壑、墙头、屋角悄悄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展现其固有的鲜活的生命气息。而《芙蓉镇》中的民间话语，好比那一丛丛墙角开放的红梅，却是始终在与严峻的寒冬抗争中怒放，张扬其内在的魅力。在结局的处理上，《山乡巨变》和《芙蓉镇》都臣服于时代逻辑的规律，但《山乡巨变》选择的是现代性改造的成功，而《芙蓉镇》则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性的未完之局。
（责任编辑：吕晓东）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6YB14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6-2007年度立项课题（0606033C）
作者简介：董正宇，南华大学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 谭桂林.寻求与创作主体的精神共振[J]. 芙蓉,1991,(4).
② 古华.一代宗师沈从文[A].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C].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③ 古华.文学需要高度[J]. 芙蓉.1985，(5).
④⑤⑥⑩{11} 古华.芙蓉镇·后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A].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39.
⑧ 在沈从文的笔下，自然美得到极大的张扬。他曾在《〈断虹〉引言》中指出：“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景画集成。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
⑨ 张华立.乡土文学的两种风格——析沈从文、古华对自然民俗的不同态度[J].求索，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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