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试论张欣对“欲望主体”形象的崭新书写
作者：赖翅萍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欲望活跃与文化焦虑共存的文化语境下，探寻日常个体的生存状态与主体意识一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张欣的多重身份与多种经验使她对转型期日常个体的生存状态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她认为在物质欲望的激活中，日常个体有可能生长出欲望与德性追求并举，物质欲望与情感、精神追求并重的一种新的欲望主体意识。进而，张欣提倡欲望、道德与精神三位一体的新人生：一方面呼吁正视并追求合理正当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也要求以优美的德性、真挚的情感、高贵的精神来节制或控制放纵的欲望，在欲海里守望人的诗性的主体意识。
中国新时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着日常生活领域，影响着日常个体对欲望的价值选择：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允诺个人的世俗幸福，这极大地激活了日常个体对物质人生的追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建设的负面性也使日常个体放逐精神人生追逐物质与金钱。新时期此种良莠并举的文化语境给作家的价值选择带来了困难，而作家的身份与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价值选择。张欣的青年时期即1969年－1984年是在部队度过的。“部队经验”既意味着张欣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重精神轻利义和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也不排除张欣对上世纪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负面的价值观念，如对压抑欲望给人的生命创造力带来的破坏有着清醒的认识。此后，张欣从部队转业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工作与生活，“广州经验”无疑使张欣比内陆作家能更直接、更全面地感悟欲望对个体生命与社会带来的正负面效应。而无论是“部队经验”还是“广州经验”，都是张欣作为一名女性的经验。张欣的多重身份与多种经验使她对转型期身陷欲望与精神、红尘与浪漫冲突的日常个体的生存样态，作出自己辩证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导引。她将自己的创作追求归纳为“深陷红尘重拾浪漫”，一方面她承认“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她又坦言“在写作中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1}。这表明，张欣并不想对欲望与精神、现实与浪漫做二元对立的简单评判，而是努力寻找二者的调适与平衡：一方面她直面欲望，理直气壮地彰显欲望给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她并不放纵欲望，她试图用道德、精神与浪漫对欲望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努力将欲望安放在情感的家园与社会的理性秩序内，让欲望成为人们获取高境界的诗意人生的必要条件。于是，在她的文本里就出现了转型期的欲望与道德、情感、精神等并举的欲望主体的崭新形象。
一、彰显欲望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生存或被“铁饭碗”所掌控；或被崇高的终极目标所遮蔽，个体难以主宰自我生存。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衣食无忧的“铁饭碗”被打破，个体生存被抛入了自主择业与独自谋生的时代漩涡之中，生存问题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焦点问题。日常个体是否还能逃离生存的此岸，逃避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欲望，在观念或精神的彼岸世界里畅游？日常生存所需的物质欲望是否具有合法性？日常生存在人的生存结构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这正是张欣思考的核心所在。张欣很现实，她并不想让她的小说总是端着气宇轩昂的架子，让读者无法从中嗅到喧嚣与浮躁的红尘气息；也不想让她的人物成为某个抽象观念的符号，她只想让她的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独立的日常生存个体。张欣在《你没有理由不疯》里曾说过，“即使你无欲无求，在疯狂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一分散淡，并非就能保证日子过得开心、舒畅，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麻烦。有时喧嚣和浮躁恰恰体现了一种亢奋和进取，无非泥沙俱下罢了，而退避、委顿的生活更叫人受不了。”在张欣看来，回避生存欲望并不一定能求得人的幸福生活；正视生存欲望倒有可能激活人的生命创造力。因此，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优先考虑“生存”这一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并担当自我生存，这就是张欣笔下的那些芸芸市民最鲜明的主体意识。为此，张欣常常设置某种外在的日常灾变事件，将她笔下的人物从“铁饭碗”中抛掷到生存的最底层，让他们在艰辛与险恶中学习生存，习得生存的能力。《岁月无敌》里的上海芭蕾舞团演员千姿因为团里没钱，积累剧目少得可怜，不得不随母南下广州谋生。她曾做过汽车交易广场的“美腿小姐”，跟随余教授学习钢琴，到贵族夜总会去演唱，在谋生中放下了“天鹅架子”，习得自食其力的生存观念；《亲情六处》中的焦跃平在话剧不景气的情况下下海，倒卖过皮衣、运动鞋，承包过小饭馆，全陪了进去之后，又创办一个“亲情六处”的私营企业，开辟新的生存领域，学习“适者生存”的人生哲学。《爱又如何》中的可馨因目睹上司杨副处长和大亚湾的偷情，便在出版局推行招聘制的改革试点中遭受迫害，被迫下岗。可馨愤而辞职，在接二连三的经济挤压与求职的历练中，明白了“钱是可以防身，可以让人处变不惊的”的道理。
张欣不仅礼赞日常个体担当生存的勇气，还激赏他们直面生存渴求世俗成功的胆识。在张欣看来，欲望就是对“满足”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在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个体生命会焕发出强健的生命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欲望满足与自我价值实现可以相互通假。《掘金时代》的穗珠原先在一家制药厂数药片，工作轻松清闲，但日子过得无波无澜，生命形同行尸走肉。后来制药厂的供销科张榜招人，穗珠就抱着“人生在世总要风光几年再说”和“试试自己”的念头，揭榜去干吃苦受累却富有挑战性的供销工作，在居无定所，险恶迭出，过关斩将的商海中，脱颖而出，成为“平安医药总汇”的经理。《泪珠儿》中的严沁婷两手空空，只身在商海中搏击，从冰峰电器工业公司的推销员、香港天美公司董事长的私人助理到雪雁公司的空调机推销员，风霜雨雪，千难万险，历尽了商海劫波，成为商界杰出的营销天才，在国营大型企业雪雁公司中运筹帷幄。如严沁婷所说，比起财富和身份，她更渴望成功，渴望一片驰骋自我的天地。因为“那里是未知的，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她需要这样的舞台”。总之，张欣笔下的这些日常个体形象多为女性，与池莉前期或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对生存环境的无奈认同不同，她们不但拥有承担生存的豪气与自信，而且也大都表现出摆脱生存羁绊，自主择业，在困境中求生，在大压力下大奋起，勇于开拓的自觉自为的主体精神。
二、以德性制衡欲望
直面欲望，固然可以开拓出个体自由生存的新纬度。然而，倘若放纵欲望也会将个体推向沉沦或毁灭的深渊。如何才能避免欲望对人类诗意生存的破坏？张欣以女性作家的温婉情怀，试图建立一套价值体系，一种意义框架来预防与节制欲望的泛滥。其中把欲望纳入社会德性秩序中良性运转就是她的一种欲望叙事策略。所谓德性就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品质、做人的人格。它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秩序的表征，它能唤醒日常个体仁人惜物的“善端”与廉耻之心，使他们超越物欲的羁绊、本能的束缚或沉湎声名所带来的负累，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换句话来说，张欣在塑造日常生存主体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具有理性意识的道德主体形象。
“良心”无疑是张欣用以节制无度的物质主义时代的一帖良方，也是她笔下的道德主体形象的主要内涵。所谓“良心”是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个体对他人或社会履行义务时形成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通俗地说，“良心”包括孟子所说的人性“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尤其有四体也。”{2}《伴你到黎明》里兼有黑社会杀人越货之狠毒的朝野，在其内心深处也依然保有恻隐与不忍之良心；《一意孤行》里的于抗美就是一个“良心”的化身。她在杨三虎一家政治落难时，嫁给身患糖尿病的杨家三公子杨志西；婚后默默地忍受着世人的白眼与丈夫的冷淡，背负着因救治丈夫而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迟迟不忍离婚，因为“她要对得起杨伯伯和邹阿姨，也许他们当年答应她到广州治腿是漫不经心的，且易如反掌，仿佛小指一弹，但从此保住了她的双腿，改变了她的一生，对她来说，得到的是全部”，所以杨家有难的时候，她不能坐视不理。她为杨家鞠躬尽瘁，竭尽妻子和儿媳的责任，不惜卖血，甘冒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复员之险给丈夫买救命的胰岛素；悉心照料身患癌症的婆婆；抚慰落难的公公；斥责杨志南亲生儿子都不认的丑行；接管被杨志南抛弃的私生子杨凯，把公公和杨凯接到深圳和她一起生活。此外，于抗美还帮助落难的肖莉莉；为报萧沧华的知遇之恩，放弃康华公司的优厚待遇，追随萧沧华到深圳艰苦创业；婉拒杨志高的恋情，恪守婚姻的伦理道德等等。如黑格尔所说，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于抗美正是对自己作为妻子、媳妇与朋友等有着明晰的义务和责任意识，并付诸实践，因而能臻达孟子所说的“四端”善性的“善”的境界。当一个人能够自觉、自主、能动地发挥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本质规定性时，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于抗美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同样，《掘金时代》里的穗珠也是一个道德人格的化身。她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她的商业业绩和金钱，而是她在最难的时候也从未做假、卖身，“她不见得有弄虚作假，牺牲色相的人过得好，这就是她这段时间梦醒之后得到的唯一正确的答案。”穗珠自觉地对自身进行道德限制，其实指归的正是自由。因为人类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的实现需要道德的节制与限制；而道德的限制或节制正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与保障，使自由更有效地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一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穗珠也是一个真正的道德人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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