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
作者：唐洁璠
摘要：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误区，它们造成了批评的苍白和无力，不利于批评自身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要走出误区，使文学批评成为真正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必须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批评机制。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评判作品得失、揭示文学活动规律、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等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评论著作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但在这众声喧哗的背后，不断暴露出来的却是批评的苍白和无力。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已走进了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误区，它们严重地阻碍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同时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批评的媒体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短小精悍、迅捷及时、通俗易懂、自由灵活等特点，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激活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文学批评带来生气和活力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走入了“媒体化”的误区。具体表现为：
（一）批评方式的二极对立。文学批评应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媒体批评却常常“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一是充满溢美之词的“捧杀”，包括哥儿们义气的“感情批评”和高俅式的“红包批评”。对前者，早在1924年，成仿吾就尖锐地指出：“假装批评的形式捧自己的朋友，已成公然的秘密。有种杂志老老实实地自认：‘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①如今，这种廉价的歌颂和庸俗的吹捧仍十分盛行，正如余开伟所说的：“为数不少的批评家，尤其是北京、上海和一些省的，派系林立，各立山头，把一些报刊当作他们的地盘，拉拢同类相互吹捧……完全丧失了理性立场和科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耻辱。”②而“红包批评”，近几年亦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某些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于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成了批评的有力杠杆，批评家充当作家作品的吹鼓手，一篇极为平常的作品，可以被夸耀为“大手笔”；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可以被称为“著名作家”。这种有偿批评造成了大量的伪劣作品在媒体的包装下得以欺世盗名，而有的好作品却湮没无闻，寂寞凄清。二是不与人为善的“棒杀”，即李逵式的“骂派批评”。从王朔骂金庸开始，这类批评似乎已成为媒体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发行量的常用“法宝”。其主要特点是：一、专打名人，消解权威，耸人听闻；二、无视历史，割裂传统，否定一切；三、语言过激，把话说尽，时有谩骂；四、自称“学术批判”，实则商业炒作、邀名要利。“棒杀”导致了批评的粗暴化，已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文学批评。
（二）批评话题的错位。真正的文学批评，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但媒体批评为了寻求市场卖点，制造新闻热点，其话题往往偏离正常的文学轨道。如对余秋雨的评论，从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开始，人们关注他与“石一歌”的关系远远甚于他的文化散文，进而又不断地抨击他“为明星写真集作序”“上电视作秀”等行为；在众多有关“陕西作家群”的评论中，我们经常看到“陈忠实俨然一个政客”“贾平凹赌博，心情不好时赖着不付账”之类的话；对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不少人热衷于以一种“偷窥”的心态去探究她们作品的“自传性”；而比卫慧、棉棉更甚，九丹被骂为“妓女作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卫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没有看到太多健康的学术上的批评。” “我最吃惊的一种批评是挥舞着大棒，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话语专制的批评。从我的书引申到民族主义、亡国奴这样一些太大的话题，我对此非常害怕非常茫然。”③
二、批评的概念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丛生的文学现象，批评家们发现：传统的文艺理论已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它不仅无法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甚至无法解释当下纷繁的文学现象。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文艺界的当务之急。不少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显然不利于从容、冷静的思考，文学批评由此走入了概念化的误区：
（一）生造概念满天飞。文学批评必须借助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概念。因此，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就成为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基石。但不少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的理论框架未能破除，又不善于推陈出新，只好凭空制造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新术语”，如“叙述标示”“正向整合”“新纪实主义”“行走的文学”“躯体写作”等。因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这些概念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四五天”，成为典型的学术泡沫。
（二）盲目引进西方理论。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纷纷涌现，概念术语不断出新。面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滞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拿来主义”，于是大量引进和借用了西方文论的许多概念术语，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女性批评”和“后殖民思潮”等。但不少人表现出盲目跟风的倾向。一是无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硬把不适合中国的西方理论话语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来，就难免生出“橘生淮北而为枳”的尴尬。如当前西方的主流话语是后现代文论，而中国却尚未完成现代性建设的任务，理论的过度超前根本无益于解决当下文坛的实际问题。二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轮番的“术语大爆炸”，彻底的“概念大搬家”，求新求异求快，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弄懂这些概念术语的内涵呢？
概念化带来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概念化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割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形态的变化，传统文论已无法在当下批评领域唱主角，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传统文论强调小说的情节，而现在的很多小说出现了“淡化情节”甚至“无情节”的倾向，若再用传统文论去分析它们、要求它们，就会出现解释的失效。但另一方面，传统文论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建设，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当中有不少精华，如强调艺术感悟、提倡深度直觉等，使文学批评悟性横溢、充满灵气。遗憾的是，不少批评家在构建新的文论体系的时候，犯了“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彻底割裂了传统，走上了“虚无主义”的道路。这既造成了对传统文论的极大浪费，又不利于新的文论体系的建构。
其次，概念化导致了批评界自身的混乱。批评家们忙于“提出新概念”“接受新理论”，忙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文学现象，但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使他们的解释经常相互矛盾，错漏百出。如对“新写实主义”，有人说是现实主义，有人说是自然主义，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早已有之，又“新”在哪里？批评家们至今未解释清楚。又如“个人化写作”，有人将之理解为面向一己的“自我”，诸如个人情感乃至个人隐私的展露、艺术上的自我玩弄与欣赏等，而有的则说是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独特发现、独特感受和独特表达等创作个性化追求等等。此外，对某位作家的作品应归于哪一新的理论流派之下，批评家们亦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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