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异乡人 故乡情

作者:刘艳梅




  而《呼兰河传》中,承受着生活之苦和丧妻之痛的冯歪嘴子仍然顽强地活下去了;老迈的有二伯任凭风吹雨打,任凭嬉笑怒骂,原原本本地,自然自在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面对生活的不顺利和不公平,没有抱怨和气馁,而是坦然地接受现实,稍稍抚慰一下伤口,继续生命的历程。苦难的生活中,人们仍不忘在五月节挂起葫芦;在放灯的夜晚送出自己的美好的愿望,在傍晚时分看一看火烧云的美丽,贫瘠的土地上也不时飘过牧童的歌声,对自己的牲口也充满了由衷的爱戴……这一切都为这里的生活平添了些许鲜活的灵气。这种源自生命个体原始本能的顽强的反抗和难能的坚持,是我们中华民族捍卫自我、延续种族的可贵能源,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坚守的一种精神财富。
  所以茅盾说:“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面的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外面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有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的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由此萧红以一个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通过这些和着血和泪的文字和个性化的哲理思考,完成了对尚停留在前现代故土的反观,对民族性的揭示,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
  
  三、萧红“回乡模式”的独特性
  
  审美距离说指出,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客观现象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勾连,因而能使它充分显示其本色。在外漂泊多年的萧红已经在时空尤其在心理上和故土产生了距离感,所以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是零碎的、片断的。所以在进行《生死场》的创作时,她没有像一般的作品那样,完整而缜密地叙述故事,而是选择了片断拼接或场景组合的叙事模式。小说里很少有明确的时间标志、典型环境和清晰的情节线索,也缺乏连贯鲜明的人物,整部作品似蒙太奇的电影镜头的展现:第一章开头写山羊嚼树根,二里半寻羊,王婆的故事如水一般流淌,然后是妇人和孩子在麦场上驱赶老马,打麦子……许多镜头的组合展现给了读者一幅幅形象的画面,具有图像的直观性。这样作品就具有了一种神秘而遥远的距离感,产生了完美的审识效果,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一种重大突破。
  《生死场》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这种叙事模式不像《故乡》和《祝福》中那样,叙事者“我”和故乡的人有了正面的接触,还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也不像“狂人式”的自我分裂。而是虽然叙事者身在外地,灵魂却一直在故乡徘徊,似一个幽灵飘荡在呼兰河小城的上空,俯视着这里的人、事、物。这是萧红对鲁迅开创的“回乡”模式的继承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到1940年萧红对《呼兰河传》的创作更成熟,对世界的看法也更理性,对于“回乡”叙事模式的运用更显娴熟,像《狂人日记》用“狂人”这样一个特殊角色一样,萧红的回归渴望在《呼兰河传》里寄托给了一个精灵:“七八岁时的自己。”借助于童年时的自己,萧红用一种新奇的第一人称的孩童语气和视角,引领我们走进了呼兰河。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景观里,只有“狂人”和儿童的话语和思想是真实的,是没有过多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因素干扰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都是最本真的原始状态的生活,“狂人”希望的是“没有人吃人的社会”,萧红作品中的小姑娘的童年是那样的率真,令人难以忘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才是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归宿。但是这个道路是漫长的,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狂人”在他的村子里是被视为疯子,没有人听他的话,他的所谓的新的价值和精神系统是不被人接受的。而离家出走、和父亲断绝关系的萧红意识到自己和故乡已经格格不入,因为在农村人的眼里,这样的女子与“狂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儿童的视角终不能掩盖萧红思想的冷峻和尖锐,这种表面的单纯和内里的深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时也预示着,萧红真实返乡的不可能。
  所以鲁迅和萧红的“回乡”模式的作品都是灰色调的,都属于“回而不归”的典型。回乡的兴奋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伴随着回乡的经历,感觉最多的还是一种莫名的忧伤,因为他们认识到故乡的痼疾所在,却不能真正融入这个坚硬的堡垒,更没有能力彻底地打破它、改变它,只能看着这些乡民的悲剧一代代地继续上演,反映出现代性话语的无力和启蒙的艰辛。所以鲁迅的心境是郁闷的,萧红的心境是寂寞的。有人曾分析说萧红的“消极”和苦闷,是由于感情的不顺利和她没有融进农工劳苦大众中的原因,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和鲁迅一样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充满质疑和忧虑的。萧红对东北边地人民的真正觉醒和反抗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要打破这里几千年的固有传统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她有时会觉得知识分子的理论是“无聊”的。她和鲁迅一样对激进的思想没有盲目的追随,而是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空间,用另一种方式描写着真实的中国。
  她离开时,没有想到要回来。但,她却永远以一种离开的姿态回归着。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艳梅,菏泽学院学前教育系教师。
  
  参考文献:
  [1] 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萧红:《萧红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5] 茅 盾:《〈呼兰河传〉序》。
  [6] 丁言昭:《爱路跋涉──萧红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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