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异乡人 故乡情
作者：刘艳梅
摘 要：历史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汲取和抛却的过程。中国历史前进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步入现代化、抛却旧传统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知识分子是最敏感的一群。他们在支持中国前进的同时，又不时地回头望，不断地思量着现代化和旧传统。这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富有特色的一种“回乡”模式的创作现象。本文就以这种模式为切入点，以《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为蓝本，探寻在萧红女性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剖析其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深深的故土情结和对民族性的关切。
一、关于“回乡模式”
历史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汲取和抛却的过程。中国历史前进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步入现代化、抛却旧传统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路程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远远没有走完走好，这一路走来，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被异物刺进肉里的疼痛和在消化反刍时的阵痛。在这个进程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敏感而理性的群体，最先感受到了这种情感的折磨，他们一方面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对前途充满憧憬，又禁不住回头望，仔细品味走过的每一步的艰辛和困苦。正如巴金在《谈故乡》中所写的：“我不幸的乡土吆，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情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予……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对历史的反思和回顾，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富有特色的叙事模式，即“游子回乡”模式，也即“外来者介入”模式。
这种叙事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的游子回乡模式，这类作品大多有明确的回乡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回乡者，如鲁迅的《故乡》《祝福》，吴组缃的《菉竹山房》，柔石的《二月》等。在这些作品里，作者设置的叙事者，一般为在外工作或者读书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原因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与“故乡”有关的一系列生活事件中，作者将自己的思想和话语表达出来，显示了十分鲜明的启蒙意图。另一类就是“精神游子回乡”的模式，这类作品的经典之作是《狂人日记》，其中的狂人在疯癫时（白话正文）与清醒时（文言序文）是两种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和精神载体，清醒时的他是要做官的，而疯癫时的他则代表了一套崭新的、以基督教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系统。鲁迅开创了“回乡”叙事模式，还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一叙事模式的文学价值和启蒙意义所在。其后的很多作家对这种叙事传统和启蒙主题进行了继承、模仿和发展，其中在女性作家丛中，对鲁迅的这种叙事模式的继承最出色的应该算是东北女作家萧红。
二、萧红的“回乡模式”作品
萧红的生命是由无数的离别组成的，有人曾做过统计：从1927年-1942年，一生最美好的时间（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里，萧红有过十五次以上的“离开”，这种漫长的漂泊和流亡生活，以及与父亲张廷举父女之情的断绝，使萧红成了一名实实在在的异乡人。对于此，萧红自己有着深刻的体会：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该多么渺茫！
而况送走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不过，她的心仍然眷恋着那块广袤的土地，因为那里有她深深爱着的祖父，有她寂寞但难以忘却的童年，有敲启她人生之门的点点滴滴。所以尽管身处外地，甚至出国留洋，身体上一直在逃离，但萧红精神上却一直在回头寻找，试图返归故乡。她的身体是游离的，但心和笔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故乡，《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文字创作为萧红架起了回家的桥梁，构建了她心中的家园。骆宾基曾经将《生死场》比作“精神的桥梁”，形象地说明了萧红的创作心理和精神历程，这种创作就是典型的“回乡模式”。萧红一直努力地想弄明白：故乡的人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就这样，萧红借助手中之笔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返乡、文化寻根之旅。
1.对民族性中的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萧红从小就有的叛逆精神，使她在成长的道路上更易于选择具有悲悯情怀的现代性思想。她在哈尔滨女中的时候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后来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最终走上了左翼文艺的道路，从一开始创作，萧红就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性倾向和启蒙意识。尤其是在1934年11月与鲁迅先生结识以后，她在思想上已经从一个现代意识的自发者变为自觉者。
在萧红的记忆里，遥远的东北故土似乎由于被冰雪和信息封隔的太久，成为文化的边地和精神的荒原，呈现出一种闭塞、贫穷、窒息、愚昧、僵化、几近病态的文化景观。《生死场》毫不忌讳地描绘出一个农民群体的物态生存景象，在这里，农民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通组成因子，“他们”和“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在这里，人迷失了自我价值认知的能力和意识，成为大自然最真实、最无意义的附着。他们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麻木地无休止地繁殖着生命：“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妇女的生产和猎马的繁殖同时进行，王婆不堪生存之苦，服毒自杀以后复活，被丈夫当成“炸尸”，棒棍相加；婚后不久，成业就在盛怒之下摔死了孩子；打鱼村最美丽的姑娘月英生病后被丈夫虐待致死……
较之《生死场》的粗犷坦直，《呼兰河传》有更多凄柔的怀念，但其批判的力度一点不减。呼兰河，一个北国农村的荒凉小镇，这里的时空几近凝滞，人们永远生活在固定的习惯轨道里，不敢走出历史的轮回，也从不敢去质疑什么，更不用说进步与创新了。他们沿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很有规律地活着，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戏、娘娘庙大会……看似热闹隆重，在萧红眼里却是如此的寂寞而刻板；他们按照自认为最合理、最良善的方法去做事，从来没有害人害己的意思，但就是这种良善的主观愿望使他们：害死了可爱的小团圆媳妇，“冻死”了追求自由爱情的王大姐，理所应当地诅咒着冯歪嘴子一家快点灭亡；静观着村边的大泥坑子陷住了一个又一个过往行人和马车……作者对于这种亘古不变的顽固和钝化是恨得深切的，所以，虽然萧红采取的是一种散文式的、感情色彩看似淡化清新的叙述风格，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出一个小说家的大手笔：对文明荒芜的慨叹，对人性愚昧和现实残酷的批判，对原始古朴的生命的悲悯，都蕴含了追索现代、渴望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启蒙意识。这在已经远离“五四”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持，因而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永恒性的意义。
2.对民族性中可贵精神的发掘和坚持。具备了现代意识的萧红，看到虽然重创累累却从未停止过生命延续的中国，不禁多了一分思考。到底是怎样一种精神在支撑着苦难而不息的中华民族？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感觉到这样一个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东北边地的人民，尽管生活在一种迷蒙无知的状态中，但是，人的生命在生与死的争斗中却展现出了原始的强力、可贵的坚持精神以及对于自然由衷的敬畏。
正如胡风所言：在《生死场》里，她看到了农民对于家畜的真实质朴的爱；看到了北方农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亡的挣扎；看到了“王道”统治下的农民的血泪命运，看到了不甘屈服的东北人民在苦难中倔强地站了起来，老王婆、老赵三，甚至是“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的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了起来，为死而生的他们竟然也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一直屈从在自然暴君的威力之下而几近麻木的东北边民们，日本的突如其来的王道统治，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为了捍卫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利，他们进行了殊死搏斗：王婆大难不死，深夜举灯放哨，又时时恐惧；赵三背负了身心的创伤，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男女老少在村头庄严地进行抗日宣誓；二里半依依惜别了他的老山羊，走向了抗日战场……曾经毫无色彩的生命和动物式的生存，在此刻居然也有了一丝艳丽的颤动，获得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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