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南宋文化对现代杭州籍作家创作的影响
作者：竺建新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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