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黄山为辞兮黄河为采
作者：王志清
摘 要：国运兴盛，赋家云起，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等巨制鸿篇，轰响寂寞的文坛，也明证着他的文化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其赋联章协奏，体大辞美而思精，表现出高度的文体自觉，其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决定了他创作体性悟道、兴寄遥远的审美目的和特性。其赋体的艺术特征及其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体物写志的理趣美，穷貌极物的精工美，金声玉振的和谐美。
“文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适逢盛世，辞赋兴焉，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2006；文中所引皆同）的皇皇巨作，激活了一种古老文体，代表了一种审美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生与艺术共同飞升的人文境界，也确证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轻忽、也不可他代的地位。{1}
荣格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便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常人了。”{2}根据笔者的理解，此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讲艺术家本人独特的心灵世界潜存有一种拍合与契应外物的特殊敏感，其二是指作家与其创作文本相同，都应该具有非功利、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解读袁瑞良的辞赋，解读其赋那深广的忧思、宏阔的境界和沉雄的气势，应该具体到他这个人，具体到非“常人”的人。在人本主义解体的当下，人文关怀的失落，价值取向的转移，而人又面临着理性和科学的挤逼和压抑，生成了一种时代特有的焦躁，生成了急切的追寻和拷问，而作为传统作家之传统素养特别深厚的袁瑞良，革新古老的文学样式而借助山水物象来表现的对社会、历史及其人生思考，甚至具体到生态忧患，则显得自然而合理，其发生之学理也符合当下盛世之国情。
从创作源泉、创作发生来阐释山水自然对于作家的意义，山水不仅仅从外部形象上给作家以审美愉悦，而且其中蕴涵着可以听凭作家发掘的合乎志洁行芳的社会道德的内在精神美。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为，“一切对象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3}此论与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观点相似，揭示了创作中物我关系，同时也规范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和结果。作家的创作，必须表现和求取山水自然的生命精神，而山水本身也蕴涵着自然之道。在袁瑞良的眼中和笔下，黄山黄河已不是黄山黄河之本身，而是一种图腾，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民族魂。而作家袁瑞良自身经历的文化本性，其生命个体中的灵气、灵性，以及他兴致盎然地看待山水万物各类生命的爱心，超离现实人生而瞩目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热情，契应了这种召唤，而发生了文化、美学的感动，产生了深邃的心理活动，决定了他创作的终极关怀的意义和审美目的，于是黄山黄河也对作家生成了巨大而神秘的召唤力量。
因此，关注时代、重视对话的现实精神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决定了袁瑞良的赋之美学理想和文学创作，也必然是风雅兴寄的传统观念，是美刺的寓体形态。因此，袁瑞良在面对黄山、黄河时，面对原型力量的神秘和永恒的召唤时，便能够在灵魂深处体感呼应山水的无穷魅力，深入到原型世界的超然存在之中，而又从具体的客体和历史的感受中超拔出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当人在心灵宇宙里自由遨游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无限愉悦，获得创造的生命感动的极乐。山水涵道，山水载道，借山水以澡雪精神，借山水以承载哲思玄悟，袁瑞良入乎其中而得其生气，出乎其表而有其高致，其心灵宇宙以黄山黄河的闳阔恣肆的形态而呈现，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气象。《黄山十赋》中，松之自在，云之自由，峰之自拔，石之自性，物无不是我，我无边是物，物我两谐，峥嵘轩昂，潇洒倜傥，其山水皆作家心灵超越意义上的重塑也。尤其是其《十问黄河魂》，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人性巨力，我们择其一节来品味：
呜呼，吾魂！能曲能伸。曲曲伸伸曲曲。遇山川之阻，需曲则曲。得地势之利，当伸则伸。山阻，以曲以对。地阔，以伸以迎。千山叠嶂，则百曲回肠。沃野平川，则浩荡乾坤。曲无绝路，不惧山穷水尽。伸有坦途，不厌柳暗花明。吾曲吾迂，雄关险隘，为之躬身俯首。吾张吾伸，大漠荒沙，临之敞臂宽胸……
虽然《十问黄河》里多“问”的直接呼告，而此段则是形象的描写，这是黄河九曲的形态描写，是其浩荡万里的气势描写，更是其狂放不羁的性格描写，作家写山水之襟怀，实际上也是自我涵纳山水胸襟的展示。“艺术家集中注意力观察大自然，艺术家‘本质上是个观察家’，重点在于超越具体对象而看到整个大自然轮廓的形成以及它所提供的种种粗线条的秩序。换言之，精神的注意力排除了真实的具体对象，从大自然那里看到某种重构规律……”{4}作家“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物与神游，灵魂在到达超然的高度时，自然也就能够体性悟道，兴寄遥远了。
袁瑞良以辞赋状物言志，通过对旧赋的创造性的改造，赋予其时代精神和崭新语言形态，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新赋特征。考量袁瑞良的赋，从文学自身标准上着眼，我们以为以下三点是很实际的。
其一，从体物写志的外在形态上看：
袁瑞良的此赋，基本上属于“大赋”的形态，其重要表现有二：一是在形态上铺陈夸饰而直陈其事、用新奇美丽的辞藻来摹物写志；二是在形式上往往采用对话来问答。此两点都符合刘勰所说的大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特点，但是，他创造性地将大赋的铺采摛文与小赋的抒写灵性结合在一起了。比如：
黄山石之形，显自然奇巧之趣。黄山石之神，寓世人期盼之心。故临山而赏石者，不可仅赏其形之巧，而忘察其神之深。而在赏其形察其神之外，尚不可不悟者，石与自然也。查黄山之石，属花岗之列。而花岗之质，石中至硬，非金钢利器所不能破。而然无形之手，却可揉捏于指掌之间，柔若青丝，软若面团。令其长则长，要其短则短。让其高则高，命其矮则矮。需其方则不圆，望其圆则不方。耸可令其为天都之峰，横可让其光明之顶。大可叠千峰百岭，小可塑鸟兽鱼虫。线如节，曲如刻，弧如雕，圆如搓。刀超鬼斧之利，艺越神工之精。顺之则为人神沟通之貌，虎啸龙吟之状，猫鼠追逐之态，鱼跃鸟鸣之姿。逆之则为粉，为飞灰。自然之力，石不可逆也。然石终为石也。自然之手可塑其身，可变其形，不令其如龙如虎，如猫如鼠，而不可更其质，不可改其硬，应自然之变而有度，守原本之性而弥坚。不愧长天之浩浩，不负沃土之泱泱。石尚如斯，何况人乎？顺自然之规，应社会之变。世势之潮流，文明之至道。适之者，昌之。顺之者，荣之。然适顺之中，不可丢民族之魂，不可断人性之根，不可无青云之志，不可失博爱之心。此黄山奇巧之石，形外之谶语，神内之梵音，登山赏石者不可不悟也。……
——《十赋黄山·黄山石赋》
以此观袁瑞良的语言，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概念，而是蕴涵了作家丰富复杂情感意味的特殊的意象形式。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事实重述和复制，更不是直白的观念贴附，作家的理念精神和人情物理，是在具体的图状山川、影写云物中展现出来的，是通过读者的心灵对话而横生出十分理趣来。袁瑞良熔情、景、理、志于一炉，以物我一体的艺术重铸而显示其赋的理趣美。
特别是袁瑞良用联章体，扩大了赋的含量，把复杂的、深曲的、丰富的情感和主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譬如《黄山十赋》，首赋总写，作者首赋为《黄山赋》,其中写了黄山之名、之魂、之势、之形、之文、之景。篇末概括曰：“一赋难述兮，分而赋之。”然后分写峰、石、松、云、雾、春、夏、秋、冬，各赋之间绝不重复，然却互为照应，彼此映衬，首尾相衔，缜密严整。题旨丰富而复杂，笔触斑斓而深到，极尽变化之能事。《十问黄河》十方呼告，以对话的方式，联章而成，不仅气势磅礴，境界宏阔，而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复杂纷繁、迂曲难尽的思想感情，极大地扩大了赋的表现力。《黄河十问》则从黄河源、黄河流、黄河史、黄河功、过、怨、人、文、魂、愿等十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叙写，思路极其开张，内容极其广泛，这种匠心独运的构思摆布，这种巨制鸿篇，诚为古今之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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