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小说《我叫刘跃进》对“无为”思想的阐扬
作者：杨士斌
摘 要：刘震云在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中以高度理性的超越意识和批判意识，通过戏谑幽默的故事和犀利嘲讽的语言，观照了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和欲壑难填的“不足”人心，细腻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欲”的主体，为财欲色欲所驱动，在现代都市的舞台上尔虞我诈、相互追逐，甚至丧心病狂地盗窃、抢劫、绑架、杀人。小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局从反面肯定了“无为”思想：贪心妄为的最终结果轻则枉费心机、徒劳无功，重则难以自保、死于非命。小说运用形象化的手法对道家老庄的“无为”思想进行了生动的阐扬，具有深邃丰厚的哲学内涵。
一
文学家和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人生、解释世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包括人们对“知”与“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哲学家通过抽象思维力求如实地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把直观和具象加工成概念、范畴，满足人们认识世界的需要；文学家则是通过形象思维，借助形象艺术地间接表达作家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体味。但是，文学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意义的规律昭示人们：成功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哲人的角色，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探寻宇宙中人存在的终极意义，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中国文坛，刘震云一直在辛勤地笔耕不辍。他的小说《手机》及同名电影相继推出后，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口”与“心”的不一致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尚未结束，2007年岁末，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①伴随他编剧的同名电影同时推出，在文艺界再一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古今中外的文艺实践证明：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及其作品必然受到所处社会的精神氛围、文化风尚和社会心理的制约。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美学规范的继承。在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的扉页，出版者写下了这样两段话，一段话概括小说的故事情节：“刘跃进是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进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另一段话则介绍了刘震云这篇小说的幽默风格：“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笑话。也许他把你讲哭了，但你转念一想，又扑哧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深藏在作品的整体和每一个细节中。”小说通过戏谑幽默的故事和嘲讽犀利的语言，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局从反面肯定了“无为”思想：贪心妄为的最终结果轻则枉费心机、徒劳无功，重则难以自保、死于非命。作家刘震云运用形象化的手法对道家老庄的“无为”思想作了生动的阐扬,赋予作品以深邃的哲学内涵。
道家理论是中原思想文化的原生物，刘震云及其作品，饱含中原文化基因，老子的思想与庄子的光芒渗透其作品之中。老子认为贪欲多私是罪恶的根源，以“无为”为法则，以“柔弱”为生存方式，主张少私寡欲、抱朴守真、顺其自然、清静无为。道家针对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而提出了谦让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②“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③人际交往是交往双方的互动过程，谦让友爱的行为必然引起对方积极回应。道家抱朴守真、柔弱不争的处世之道，能帮助人们更豁达地对待个人利益，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有利于个人的健康、生存和发展。老子进一步告诫世人，只有在生活上寡欲有度，才能不为物役，远祸避害，安然自在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④这里的“不知足”指对财富、权势的贪得无厌。受此贪欲支配的人，物欲膨胀,往往会不择手段，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二
“无为”是道家标志性的哲学命题。“《老子》一书，言简义丰，向来解者不一。”{5}对老子的“无为”的理解，从先秦到当代众说纷纭，但普遍认为，并非要求人们“不要做”，而是要求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适时而动，不可妄为。“《老子》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天道自然，人道无为。道的地位和特征，都在讲道是自然而然。人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性质，无为而无以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实质就是自然，完全遵循‘道’，按照‘道’的要求言行活动。”{6}对于“无为”，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中表述了自己的理解：“大海的表面风平浪静，海水的底部，却汹涌着涡流和潜流。……人在世界上一用心，事情就深入和复杂了；或者事情就变了。这个人在用心生活，证明他已经从不用心的阶段走过来了。有所用心和无所用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二者有天壤之别。”《我叫刘跃进》可以理解为《道德经》的现代生活版。主人公刘跃进就像一只“羊”，因为丢包找包误闯进了狼群，成了被追逐的对象。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主人公刘跃进丢包找包的活动展开，“包丢的时候，刘跃进找过二十来天；现在又找了半个多月；总共加起来，三十多天；三十多天下来，北京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凡是贼易去的地方，刘跃进全熟了。找贼找了三十多天，这贼也没找到；突然有一天知道，这贼也白找了。”因为找贼是为了找回所丢包里的欠条，谁知期限一到，欠钱的李更生“就把钱按欠条上的数目付了”。刘跃进三十多天生死线上的忙碌挣扎，终究毫无意义。作品嘲讽了刘跃进在利益驱动下的一切聪明才智、所作所为，为“无为”的理论提供了反证。
小说中不论是描写文字，还是叙述语言都包含许多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玄理，哲理性很强。其中的“道”耐人寻味。如刘跃进感叹：“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显示出庄周式的智慧与狡黠。小说中还有这样的叙述：“老邢在局里受到了表扬。局长表扬他，并不是老邢阴差阳错，把该抓的人抓住了；而是阴差阳错，该抓的人，一直没抓住，拖延了破案的时间。正是因为拖了时间，才没有打草惊蛇。这期间贾主任在国外，如及时破案，贾主任闻到风声，说不定就外逃了；恰恰拖了十五天，拖到贾主任回国的前一天，案子才告破。”在作者的幽默调侃的叙述中，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芒，让人们感到“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无处不在。再如瞿莉U盘被盗，严格和老蔺都大吃一惊，老蔺问瞿莉“被贼偷走的盘，设密码了吗？”瞿莉：“以防万一，该设密码；以防万一，怕被人暗算，就没设密码。”在庄子看来，任何事物“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7}刘震云小说用生动的叙述和细致的描写，对庄子的论断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小说《我叫刘跃进》用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命运的变化对 “无为”作了更深层次的阐释。建筑大亨严格在极度困难时安慰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弯处自然直。左右一想，心情也好了起来”。严格对自己经过努力由农村到都市，由贫穷到富有的变迁和生活状态感到困惑：“本来自己是头羊啊，怎么一不留神，就误闯到狼群里了呢？”小说对这位欲望极度膨胀，为了金钱、女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的“狼”有这样一段心理展示：面对着险恶的处境，“这时严格又有些伤感，早年虽然贫困，但不用经历这么多风险；经历风险倒没啥，不用跟这么多凶险的人打交道；时时处处要看凶险的脸色。无非凶险的脸色，有时以笑脸出现。劳动人民虽然愚不可及，但也没有这么多花花肠子，没这么多凶险的心眼；让他们有，他们也没有；想有，也不知哪块地里能长出来。本来自己是头羊啊，怎么一不留神，就误闯到狼群里了呢？如果当初自己考不上大学，还在湖南农村种稻子，虽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其筋骨，但也不苦其心志；娶个贤良的妇女，生一到两个孩子；日子虽苦些，倒也其乐融融。为何其乐融融？因为你不知道那么多。”在这段心灵忏悔中，既有对多年打拼、努力强为的否定，又有对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向往。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阐述了自己“三不四其”的政治理念：“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而在《道德经·第八十章》中，老子为我们描绘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幅图画：“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现代文化学者、作家许地山在分析老子的“尚古主义”时指出：“在那时，人君以术临民，人民以智巧相欺，越讲道德仁义，人生越乱，于是感到教育无功，政治无效，智慧无利，言说无补。在文化史上，这种主张每出现于社会极乱底时代，是颓废的、消极的。”{8}老子描绘的这幅小国寡民图画，固然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也许虚无，也许消极，但对于为现代文明、纷繁世相所困惑、深陷名利泥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匙难得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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