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２０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寻觅与救赎
作者：尹 季
三、怀旧与救赎
在质问“我是谁”的命题下，“身份焦虑”成为许多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这是现实生存危机在作家隐蔽心理中的反映。埃里克森说：“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⑨正是为了避免陷入孤独之中，20世纪末家族题材小说作家企图在过去、乡土、神话等中找到自己的同感。
编织远古神话，成为作家抵御现实粗俗和孤独的一种梦想。徐小斌《羽蛇》对远古人类母性崇拜的一次重构，家族中不少女人，连名字都是太阳和海洋的称谓：玄溟、若木、金乌、羽蛇……借助这些想象，反观现代社会男性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以家族寻根作为文化寻根的载体，企图建立家族神话。在庸常的生活和精神匮乏的时代，“我”作为进入城市的外来户，始终有种外乡人无根的焦虑感。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个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没有归宿感让“我”陷入无依无靠的痛楚中，并发现最大的缺失和遗憾是祖先的迷失。作品描写道：“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于是，自我拯救便从母系家族的寻觅开始，在经历追根溯源确认自己的祖先之后，“我”站在传统文化的根系和血脉之内，从而变得不再孤单。
回忆旧时的繁华，将目光投向那被有意无意粉饰的过去，寻求一种心理依托，也是部分作家救赎的一种选择。正如戴锦华所分析的：“任何一种怀旧式书写……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⑩叶广芩有意把家族旧事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的，她的《采桑子》叙述末世满清贵族走向衰败的历史，虽然通篇笼罩着悲凉和冷漠的气氛表明了她对“贵族”不抱任何重整河山回归盛世希望的“非贵族心态”，但是作家将上辈贵族生活繁华与后辈贵族子弟不争气的现状进行对比描写，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留恋和溢美之情。
苏童的怀旧有点不同，他笔下的“枫杨树”故乡没有历史，但作家大肆敷衍“枫杨树”种种，为“家园”的来龙去脉和人事流变追根究底，编织的是一个“浪漫的谎言”，尽管如此，仍然召唤并激活“想象的乡愁”，成为作家自由精神的图腾{11}。
在对童年的追记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慰。艾尔默·莫德说：“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了她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12}贾平凹在小说《土门》设计了别样的救赎方式，让人物在茫然中回到生命之源——母亲的子宫。小说写对梅梅寻找出路是这样描写的：“于是，我见到了母亲，母亲丰乳肥臀的，我开始走入一条隧道，隧道黑暗，又湿滑柔软，融融地有一种舒服感，我望见了母亲的子宫，我在喃喃地说：这就是家园！”回到子宫，是丧失家园者幻想回到生命之初的一种温暖安慰，是一次彻底的“回家”。很显然，这种生存态度，是在现实压力下逃向乌托邦的无奈选择。
四、死亡与救赎
在20世纪末女性家族叙事小说中，女作家们对“家族、历史和女人”的故事进行具有女性主体性话语特征的重写，侧重关注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生命和生存的苦难，书写女性特有的个人化历史。如蒋韵《栎树的囚徒》、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铁凝《玫瑰门》、张洁《无字》、徐小斌《羽蛇》、范小青《顾氏传人》等。阅读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遮蔽下女性的屈辱命运以及女性自身的灵魂颤栗。作品无意让家族“承载社会学或普泛意义上民族文化学内涵，只为不幸女人的悲剧宿命作证，为由血缘所扭结和加固的家族本题的历史轮回显影”{13}。
在书写女性苦难的时候，似乎女性作家们感受更深，许多作品最后否定了“他救”之途，透露出浓重的宿命观念。铁凝《玫瑰门》关注女性家族历史链条中三代人——祖母辈司猗纹、母亲辈竹西、孙女辈苏眉的性别遭遇、悲剧生成及人格异化的苦难；徐小斌《羽蛇》则在五代女人的家族谱系和历史变迁中呈现女性经受苦难的自我救赎；张洁《无字》，以非常沉重的心境，书写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在情感领域的痛楚。这类作品，写出了女性的“孤独”、“逃离”、“疯狂”、“复仇”、“自杀”、“死亡”等，救赎的方式显得非常悲凉，作品笼罩着凄美的色彩。不过，女性作家写这些苦难女人的自杀或走向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反封建、反男权意义上的“救赎”，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体性张扬后对苦难生存的自我精神救赎，是走向女性精神世界的自由自主选择。
贾平凹小说如《废都》，尽管写的是离开乡土后城市知识分子的颓败，但作家并没有放弃拯救的努力，作品中也写到“死亡”。主人公庄之蝶与情妇唐婉儿最后一次自虐式的性行为，就是在哀乐中进行的，性体验变成死亡体验。庄之蝶最终死在欲弃城而去的车站里，迟来的自我救赎在死亡中完成，这一象征性场景暗示人物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可能。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死于都市的“哲学牛”，死前对乡村的怀想，分明流露作家对乡村世界的美好想象。“死亡”是告别都市文明的一种最佳方式，是走向救赎之途的自主选择。《白夜》中“再生人”作为阴间“复活的人”出现，与留存现世的戚老太太在追忆往昔幸福中获得短暂的爱情，但随着戚老太太的自寻短见，“再生人”也自焚了。两次死亡，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虚假，“别一世界”才是真正的精神归宿。
文学的使命在于提供人以精神资源和心灵安慰。20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作家怀着深沉的忧虑，审视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背离现象，反思自身和人类，并且企图在现实的荒芜中找到一条清幽的通途，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责任。贾平凹在《答陈泽顺先生问》中说：“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14}家族题材小说作家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没有回避所见到的一切堕落和罪恶，他们在作品中将乡土和城市同时作为审视的对象，将历史和现实对接在“寻觅”之中，不仅拓宽了作品时空，更能让读者明白传统与现代的交替与融合。尽管救赎显得徒劳甚至再次陷入绝望之中，但毕竟意义深远，它是人类不安现状的激情与冲动，是作家灵魂不甘堕落的绝地抗争。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主题的文化研究”（07YBB296）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尹季，湖南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②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91页。
③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散文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④ 於曼：《无奈的精神还乡》，《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⑤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⑥ 丁帆：《“地域乡土”的逃离与“精神返乡”情绪》，刘绍棠、宋志明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下卷，农村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6页。
⑦ 韩少功：《韩少功谈〈马桥词典〉》，《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⑧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⑨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译版，第115页。
⑩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1} 杨经建：《寻找与皈依：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12} ［英］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3} 廖冬梅：《家族母题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叙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14}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