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２０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寻觅与救赎
作者：尹 季
摘 要：在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20世纪末中国文化经历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再次碰撞，随着商业文化迅速兴起，物质欲望的扩张带来环境恶化、人性异化、人文精神丧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文化人在灵魂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流浪感，内心深处被无家可归的感觉牢牢拘着。“这种形而上的——精神上的流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愈演愈烈，达抵今天，仿佛万众如一，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统统流放，一个个都被弃落于茫茫荒野……构成世纪末一大风景。”①正是在这种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一、返乡与救赎
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城市文明带来的人性物化、异化甚至虚无化现象也较明显。对城市作批判性描绘的《废都》中来自终南山的“牛”的看法耐人寻味：“人就是这么贱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山有山鬼，水有水魅，城市又着什么魔魂呢？使人从一村一寨的谁也知道谁家老爷的小名，谁也认得土场上的一只小鸡是谁家饲养的和睦亲爱的地方，偏来到这一家一个单元，进门就关门，一下子变得谁都不理谁的城里呢？”②
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城市文明的负面性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写都市文化对乡村人的同化，如苏童《米》就典型地描写了一个叫五龙的农民逃离故乡在城市中精神与生命的挣扎和流浪过程，城市里的罪恶与腐败膨胀了他的人生之恶。另一种描述方式是写知识分子的堕落，张炜在《柏慧》中展示了柏老和瓷眼那样的伪君子。“于是你看到了逍遥的骗子、昏聩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这些人有时并非厌恶劳动，却无一例外地极度害怕贫困。他们注重自己的仪表，却没有内在的严整性，最善于尾随时风。”③贾平凹的《废都》也集中描写了一群堕落的知识分子，暗示时代的颓废和精神危机。
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作家们发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是个体自觉之后对人类生存的质问，也是对现实的反叛。“无根”、“困惑”、“寻路”是他们笔下最耀眼的词，也成为他们心态的写真。“既然城市里没有真正的家而且这种无家的状态正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村，那么就回到纯粹的、没有遭受任何污染的、远离城市的家乡，也许那儿才能找到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④于是，“返乡”成为逃离城市文化和精神救赎一种选择，贾平凹回归“高老庄”，陈忠实放眼“白鹿原”，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回味“马桥镇”，等等。他们或许写实在的旧时故乡，或在想象中虚构着一片理想心灵停泊地。那些从乡村走出的人，在外转悠了一圈，最后觉得土地才是他们的真正归宿。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黑娃，认祖归宗，在乡村文明中完成精神救赎。苏童《米》中的五龙，满怀痛苦与创伤无可奈何地重新归附乡土。贾平凹《高老庄》西夏返乡后最终留在乡下，说明传统乡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整合，标志作家以乡土情感和乡土意识对漂泊灵魂的拯救。
“返乡”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美和人性美。很多作家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他们企图在作品中建构一个风光旖旎、民风淳朴的乡土世界，以一种纯美的眼光望着那些山清水秀的自然聚合而成的小村落，发掘非功利的“民间元文化”。张炜被人称为“大地守夜人”，他在《忧愤的归途》中说：“一个好作家应该是归来感很重的人，走向一个注定不会变更的地方，走向‘母亲’身边。”⑤他所指的母亲就是乡土大地。在《九月寓言》中，张炜以寓言形式展示了乡村大地生命景象，自然的草、花、树木、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等，构成了没有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原来”，跃动民间精灵的狂欢。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原始纯净的大自然，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
当然，作家在书写乡土诗意的时候，并没有回避乡村困境和人性变异。张炜《九月寓言》就写到民间的“藏污纳垢”：入夜后，小村“家家都在打老婆”；大脚肥肩狠毒、刁辣地虐待儿媳，甚至央求阉猪人年九“给她动动刀”，“平平野性”；村头赖牙把刘干挣、方起投进爬满百足蜈蚣的地窖里，变着法子折磨他们。阎连科小说《黄金洞》，描写了在金子的诱惑面前，乡村温馨的人际关系、质朴的人性品德渐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与算计。“现在人都忙，乡村人蹲墙根、唠闲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返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作家的精神危机，很多乡土意识浓厚的作家在作品中借人物的困境，表达了这种精神寻觅的失望。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当西方工业时代将人‘物化’后，‘城市人’试图逃离城市的压迫而寻求乡村为‘避难所’时，我敢预言，他决不肯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状态下长期驻足，这种‘回归意识’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而已。尽管他在高度的物质文明中产生了精神逆反心理，厌恶城市文明的狰狞，但倘若又使他长期地去忍受物质匮乏，缺少文化氛围的生存煎熬，恐怕他同样会陷入另一种逃离之中。”⑥如贾平凹《高老庄》中进城做了大学教授而游子返乡的高子路，看到乡村文明的流失后，情感眷顾的诗意祛除殆尽，最终与故乡的传统文化决裂，离开高老庄“再也不回来了”。
二、守望与救赎
中国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日渐明显，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传统村落解体的过程。现代作家在感叹乡村传统文明流失的时候，用深情的笔墨描写了“最后一群”坚守传统和土地的悲壮，他们的举动有点类似英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关仁山笔下的单五爷对“茔地灯”的固守，黄老爷子对“家脉”的固守；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渔佬”，原非笔下的最后一个养牛人……这最后一个，昭示老一辈农民保守、固执、狭隘的性格特征，同时又透露出务实、重义和坚韧的美德。家族题材小说塑造“最后一群”，试图描绘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变的人性，并以此来建构社会的道德秩序，但这种复兴传统乡土精神精髓的努力显得有点无奈。阎连科的小说尽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族小说，但他将目光投向中原深处的穷山恶水，将那片带有原始风情特点的乡村作为精神家园。《年月日》写乡村中先爷守护家园的孤胆英雄般的悲壮，然而先爷死了，乡人们还是过着外出逃荒的艰辛岁月，显示了作家所作守望努力的孤单和失败。贾平凹《土门》也写了保乡守土者的“无望的抗争”，仁厚村的精神领袖云林爷对土地有种神圣的崇拜，赋予土地以人的生命想象，他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后觉得东南地气太亏，于是让人在那里埋入十包“十全大补”，给地“补气”。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就虚构了一个坚守传统的“马桥世界”。他说：马桥人似乎永远只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愚顽地抵御着外界的诱惑而循规蹈矩地过下去。⑦尽管马桥人的言语有些土气，但体现着特有的智慧。他们相信体力，嘲笑科学，喜欢听老戏，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本真生存。作家描写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正是现代人渴望不到的梦想，该是作家营造的一个精神家园吧。陈忠实《白鹿原》塑造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白嘉轩，显示了对中华民族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仁义白鹿村”在历史折腾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稳定状态。历经历史风云和外来文化的侵蚀，白鹿原成为一片废墟，但作家对白嘉轩的描绘用意明显，建构新的“仁义白鹿村”，仍是民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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