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中西古典悲剧的美学特征比较研究

作者:高合顺




  西方戏剧以“幕”作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板块接进式的结构,一幕一景,将剧情的发展切割成若干幕(几个板块),让戏剧矛盾在若干个板块中作网状交织,以板块的组织来完成全剧,来快速推进剧情的发展,因此在情节的布局上,要求做到高度浓缩,将悲剧主人公由幸福到苦难的变化发展过程,高度压缩成有限的几个板块,使得悲剧结局的到来显得大起大落,呈现出从喜到悲的突变性和强烈感,即“喜——悲——大悲”。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共有三幕,围绕娜拉冒名借债的中心事件来展开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矛盾冲突。三幕就是三个板块,每一幕中都有娜拉与海尔茂的一个小冲突,它们组接起来,快速向冲突的高潮突进,而且,幕与幕之间,时间产生了跳跃,地点始终在海尔茂家里,刻画了娜拉这样一个由幸福、平静到烦闷、忧郁到最后冲出牢笼的追求个性主义解放的女性形象,然而,娜拉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她的结局终究是悲剧性的。
  
  五、悲剧结局:大团圆与悲惨毁灭
  
  中国传统悲剧讲究结尾“大团圆”,所谓先苦后甜,苦尽甘来,是冲突的和解。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由于悲剧主人公多数为柔弱女子,她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同情,所以,在她们悲惨结局后,往往给予一线光明,或以团圆结局。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鸣凤记》的献身祭告,《娇红记》的鸳鸯祥云,《清忠谱》锄奸慰灵,《雷峰塔》的雷峰佛圆,《长生殿》的蟾宫相见,《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蝶飞舞等等,都是团圆的结局,它已成为中国戏曲中普遍的审美现象。中国悲剧结局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深受传统的“乐感文化”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是一种入世哲学,相信人的力量,也肯定愉快的平凡的人生,具有乐观的性质,宣扬“乐天安命”的思想,由此,对戏曲中主人公的死,就不是把它当作可怕与不幸的事,而是看成为一种希望、一种新生。
  西方悲剧往往在悲剧主人公遭到悲惨遭遇的时候,以大悲结局。英雄用生命去斗争,是冲突的白热化。《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悲壮地死去,他的敌人也化为乌有。他的人文主义思想,通过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得到了升华,显得更加不可战胜,使人们更加相信,“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的高贵!力量是多么的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之华!万物之灵!”与哈姆雷特一样,用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的人物比比皆是,西方悲剧人物大多如此,如《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美狄亚》中的美狄亚、《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等。有的悲剧人物虽然没有死,但也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例。西方悲剧“以悲到底”的结局的形成与西方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它认为人类是上帝的背叛者,而被上帝逐出了乐园,因此人类一生都与命运作斗争。人类身上的这种“原罪感”始终存在于自我意识中,并且终身为赎罪而奋斗,目的是为了在死后能够回到上帝的怀抱。
  
  六、结 语
  
  总之,中国戏曲悲剧是善与美的统一,情感重于理智;西方悲剧则是真与美的统一,理智重于情感。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具有各自民族的烙印,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关系。中西戏剧构成当今戏剧世界两大基本系统,二者之间只存在相互学习、借鉴与吸收的关系,而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关系,只有在保存各自的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融汇对方的表现技巧、艺术手法等,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高合顺(1965- ),青岛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汉语言与文化比较、文学、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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