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论白居易的礼乐文教观
作者：付兴林
三、礼乐相济，去饰重实
礼与乐各自的功能是什么？两者在理国治邦中应确立怎样的关系？音乐与政教的关系如何？沿革礼乐的原则是什么？在沿革中所应持有的精神气度又是什么？白氏在《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中对此一一进行了解答。
白氏在《议礼乐》中，对礼乐的功能及彼此不能分离的关系作了探讨。他说：
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何则？礼者，纳人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人于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前代有乱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败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于理者，由不能达其情也。{11}
上文涉及三层意思：其一，礼与乐的功能一为“序人伦，安国家”，一为“和人神，移风俗”。前者讲求秩序的确立，后者追求情感的融洽；前者重别，后者求同。其二，礼与乐的关系是相济相成。其三，既要懂得礼、乐的功能及彼此的关系，还要具有实践精神，且要具有理解其精髓并最大程度彰显其价值的实践精神。《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2}但两相对比不难看出，白氏在阐述礼乐关系时，强调了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淡化了礼“别贵贱”的色彩，而突出了其在治国安邦中的功能，并使其关于礼与乐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
在《沿革礼乐》中，白氏探讨了沿革礼乐的原则及沿革的精神气度。他说：
议者曰：礼莫备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非殷周之礼，不足以理天下；非尧、舜之乐，不足以和神人。……古今之论，大率如此。臣窃谓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达识也。何者？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国家，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盖善沿礼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变乐者，变其数，不变其情。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于理矣。{13}
上文阐述了三层意思：其一，“议者”对待礼乐沿革的拘执泥古态度。其二，沿革礼乐的原则，即“沿其意，不沿其名”和“变其数，不变其情”。“沿其意”与“变其数”不仅是对泥古派的批评，对复古派的忠告，更是对革新派的指导。其三，损益礼乐所应持有的精神气度。白氏在《策林》中对三皇五帝、文帝景帝、太宗玄宗所建立的伟业及所开创的盛世，多处称颂褒扬。然在《沿革礼乐》中，他却对其顶礼膜拜的明时善政、先贤圣哲有“大不敬”之语：“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至理矣。”{14}乍一看，白氏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与其惯常的风范大有抵触。但细加体察，方知白氏之胆略与气度。因为白氏注重的是“意”是“神”而非“言”非“形”，不是持凡三皇、五帝之礼乐均一概机械承袭的态度，而是主张因时制宜，在深刻领会其制礼作乐的根本意图，把握其时所作礼乐的精髓后，对礼乐之外饰的东西加以剔除，存其本而去其末，体其情而弃其伪。
白氏这种崇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及尚质重实、黜饰去名的主张，在《复乐古器古曲》中有同样体现。白氏在该文中首先阐述了政教得失与音声安乐哀淫间的关系。显然，白氏对《乐记》中的观点有所继承。《礼记·乐记第十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5}但白氏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显现出了他的个性和识见。他说：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頀、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16}
白氏在文中探讨了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在关乎如何恢复正始之音的问题上，机械泥古派主张“废今器，用古器”、“舍今曲，奏古曲”。显然，这是对《乐记》中政声决定音声观点的简单逆推和幼稚运用。但岂不知，古之声亦有郑、卫之音，古之器亦能弹出淫靡之声。白氏在其论述中，摒弃了俗儒浮浅的观点，从源头上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即欲清除郑、卫之声，恢复正始之音，应从“善其政，和其情”入手。但白氏更值得肯定的深刻处在于，他解决了一个长期为人所忽略的重要课题，即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的问题。白氏认为，政治的祥和决定着心境的平和，平和的心境对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享受具有决定意义。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音乐的内容具有调适、消解的能动性。反之，政衰俗怨，必然引起人心境的不快，而当以不快的心境面对优美的音乐时，听者也难以获得愉悦的感受。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欣赏音乐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存正抑邪，厚生利人
祭祀和丧礼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两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在此类活动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违背先贤设祭举丧之初衷的误区，使得祭礼和丧礼偏离了健康的方向。那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祭礼与丧礼活动中人与神、人与鬼的关系呢？白氏在《议祭祀》中，对祭祀的意义、目的、原则作了论述：
祭祀之义，大率有三：祀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先王因事神而设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诚，物尽其美。美致于鬼，则利归于人焉。故阜其牲牷，则牛羊不得不蕃矣。丰其黍稷，则仓廩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惰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也。……伏惟陛下：崇设人防，申明国典；蒸尝不经者，示之以礼；禳祷非鬼者，纠之以刑。所谓存其正，抑其邪，则人不惑矣；著其诚，谨其物，则人厚生矣。{17}
白氏首先探讨了祭祀的意义。其次，探讨了先王崇祀的目的。白氏“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的逻辑推论虽略显生硬，但却由此体现了他贴近民生的祭祀观。再次，探讨了祭祀活动的原则。《礼记·祭统第二十五》中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18}《礼记》突出强调了诚敬之心，而把外在的仪式看作是对诚敬之心的文饰。白氏在继承《礼记》中这种“著诚”原则的同时，更明确提出了“谨物”的原则，而“谨物”的精神实质就是反对淫礼，主张厚生。
在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生者通过丧葬礼仪希图表达对丧者的示孝感德，但究竟是越礼过制、奢侈浪费呢，还是量力而行、厚生利人呢？白氏在《禁厚葬》中云：
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终之礼，大失其中：贵贱昧从死之文，奢俭乖称家之义。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寖而成俗：此乃败礼法，伤财力之一端也。陛下诚欲革其弊，抑其淫，则宜乎振举国章，申明丧纪：奢侈非宜者，齐之以礼；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19}
白氏认为中唐丧葬礼仪所存在的问题一为“奢侈非宜”，一为“凌僭不度”；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败礼法”、“伤财力”、“辱于死者”、“害于生人”。
其实，白氏禁厚葬的思想早在贞元十八年（802）所创作的《百道判》第七十四道判《得丁丧亲，卖宅以奉葬。或责其无庙。云：贫无以为礼》中就已提出。判词云：“思葬具之丰备，欲祔九原；顾家徒之屡空，将鬻五亩。爱虽深于送死，义且涉于伤生。念颜氏之贫，岂宜厚葬？览子游之问，固合称家。礼所贵于从宜，孝不在于益侈。”{20}白氏把过礼伤生的问题如此醒目且反复申明，其意义在于：其一，透过其判与文，反映出了中唐社会厚葬风气之普遍与严重；其二，透过对厚葬陋俗之批判，表达了其连贯而浓厚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