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论白居易的礼乐文教观
作者：付兴林
五、文存炯戒，词通讽谕
树立什么样的文学观，坚持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创作，不仅是个关系着文风建设的问题，更是个关系文教德化成败的问题。正因如此，白居易在《议文章》中提出了“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原则，并对文学“纫王教”、“通讽谕”的功能进行了界定。他说：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21}
上文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学应具有的功能。所谓“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是说文学最根本的功能在于传输文教德化，整合民心人情；其基本的功能在于忠告警戒和颂扬讽刺。前者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后者强调的是文学的道德功能，其二，文学创作应坚持的原则——“尚质抑淫，著诚去伪”。
白氏所强调的文学炯戒讽谕、惩劝美刺的功用，突出了文学稽考政教、察补得失的作用，且对他的诗论主张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讽谕诗的创作更发挥了指导作用。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22}又如约作于元和三年（808）前后的《寄唐生》云：“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3}又如作于元和十年（815）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4}白氏上述诗论主张，明显与其在《议文章》中所界定的文学功能一脉相承。此外，白氏还在其文论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采诗官》中有云：“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25}这是对言路壅蔽、浮夸虚饰弊政的讽刺。再如作于元和五年（810）的《秦中吟·立碑》有句云：“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26}这是对阿谀奉承死人做法的讽刺。以上几首诗，既是讽刺诗论指导下的诗，又是关于讽刺诗论的诗。白居易的这些诗，既实践了他的文论主张，又丰富了他的文论主张。
(责任编辑:古卫红)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居易散文研究”（07J026S）；陕西省教育厅2007年科学技术研究项目（07JK027）;陕西理工学院专项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白居易散文研究”（SLGQD0632）
作者简介：付兴林（1965- ），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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