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论丘东平小说的苦难意识

作者:邓 姿




  二、战争的残酷性和悲剧性。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对人类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它无情地将大量的生命化为灰烬,大量的财富化为硝烟。对于某些正义战争或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来说,战争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捍卫人性、人道、正义和文明,事实上,战争不管以什么名义来进行,就其本质来说,都是残酷的。曾参加过战争的著名作家奥威尔指出:“自然法则则不会因为你是一支‘红色’军队而停止发生作用,就像它不会因为你是一支‘白色’军队而停止发生作用一样。一只虱子就是一只虱子,一颗炸弹就是一颗炸弹,即使你为之作战的事业正好是正义的事业。”{15}丘东平带着一颗敏感、忧郁的灵魂穿行于前线炮火硝烟中,亲历其中的实战过程让他直接体验到你死我活的战场厮杀,亲眼目睹了狼藉遍地的死尸、令人作呕的血污,战争在丘东平笔下不再是一部伴随英雄们完成壮举的乐章,而是一部将人置于屠宰场境地的惨剧,“密集的炮弹依据着错综复杂的线作着舞蹈,它们带来了一阵阵的威武的旋风,在迫临着地面的低空里像有无数的鸱鸟在头上飞过似的发出令人颤抖的鸣叫,然后一齐地猛袭下来,使整个的地壳发出惊愕,徐徐地把身受的痛苦向着别处传播,却默默地扼制了沉重的叹息和呻吟……”(《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弥漫的硝烟、闪光的炸弹、呼啸的子弹,摧毁着一切,生命在战场如同草芥,兵士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第七连》)。“满地的弹壳、死尸——敌军的、我军的、难民的,鲜红的血发出喑光,空气里充满着血腥”(《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江阴炮台的战士们激战七天,最后百分之九十五阵亡,两个营最后只剩下四十六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战争的狰狞、嗜血的野性、盲目的破坏在此一览无余。战争的残忍不仅仅在于交战双方巨大的伤亡,更在于它使许多生命陷入生不如死的悲惨状态,一个老太婆的四个手无寸铁的儿子在转瞬之间就被日本军的刀枪夺去了生命,老太婆面对突然而至的打击,“面孔可怕地现出青绿,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起来像一座古旧、深奥而难以理解的雕刻”,突然,她“像一只被袭击的狼似的冲进了一间门板开着的无人的商店里,直上三楼,从天台上猛摔下来,她的脑袋粉碎了,她落下的地点正在我的面前,溅得我满身的白色的脑髓”(《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作者用手中的笔为战争的罪恶留下了一份备忘录,使我们在今天还能重温历史的狼烟和血泪,还能隐约听到屠刀下弱者的呻吟。
  三、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肇始于五四时期的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底色的“人的文学”传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庞大的政治、阶级命题面前,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即便有“疏政治而亲人性”{16}的作家存在,他们对人性的书写也变得遮遮掩掩,他们的创作只能以边缘化的存在形态表现出对主流文学的质疑与纠偏。而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人的文学”这一传统更是被击打得支离破碎,究其原因,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反人性、反人道的行为,哪怕是最温和、最文明的战争,也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人性与战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战争小说很容易忽略人性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丘东平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战争的,但他的战争小说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也不是对战争的简单实录,他展现的是正如胡风所说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并着力挖掘这群“生灵”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隐秘的深层心理和生命本能的微妙复杂,凸显人性在战火中的呻吟和挣扎。
  正统战争文学往往借人在战争中比日常生活中更符合道德准则更富有人情味的行为,张扬人性的崇高与辉煌。而丘东平尖利的笔锋却直逼人性黑暗的底层,揭示出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与人性的变异。战争特有的存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使兵士们意识到:在战场上, 唯有比凶狠的敌人更凶狠,自己才能获得优先的生存权。所以人性的善良、宽厚、柔情在面对拼杀、流血、死亡时灰飞烟灭,而人的征服欲、破坏欲、屠戮欲等恶本能却因为战争拥有了实现自己的机会。《红花地之守御》集中反映了战争中人性的扭曲、变异。小说写道:当敌人完全处于被打击之下时,“我”“急于要放小便似的,浑身总觉得疴痒得难以忍熬,情绪已经变成了极度的暴躁和野蛮……想到敌人在临死的千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以前可以不觉察自己将至的运命,而这运命是恰好在自己底手里掌握着,什么是强劲,什么是胜利的真谛也深深地领悟了。这又是唯有战士才能享受的幸运!”“我”的这些真诚表白包含的是赤裸裸的杀戮欲和从毁灭对手中获得的本能宣泄的快适。残忍的杀人行为,竟成为一种充满快感的游戏,成为一种心理享受,丘东平借此昭示了战争对人的心理机能的异化。战争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就是“杀人和被杀”,在日常生活中杀人是犯罪,在战争中杀人却是光荣神圣的职责。所以,参与战争的人,对生命的感觉会变得很麻木,砍掉几个敌人的脑袋,心里会很平静。在小说结尾,指挥官杨望下令将300多名已经驯服并缴枪、疲惫不堪的俘虏集体屠杀,“黄色的俘虏崩陷的山阜似的一角一角地倒下了,随着那数百具尸体笨重地颠扑的声音,整个的森林颤抖了似的起着摇撼,黄叶和残枝簌簌地落了下来”。维持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仁爱、理解和宽容被血腥的嗜杀欲望所替代,人们赋予战争的各种神圣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也被彻底颠覆,丘东平撕破了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的面纱, 揭露了战争残暴无情的真实面孔与人性阴暗的一面,无可辩驳地指认出战争的根本属性就是“杀人”,这一深刻体悟,触及到了现代人对战争的怀疑、幻灭和否定,显示出作者超越主流文学的写作勇气。
  时间在淘汰着文学,也在成全着文学。那些为服务一时而写的急就章,毫无疑问被留给了那个“一时”,而那些能够长久地震撼和穿透读者心灵的篇什却穿越浩渺的时空,被带入当下,现代背景下关照丘东平的小说,依然可以引发我们作出无限余味的思考。丘东平以“苦难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使他的小说极大地扩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课题湘教通[2005]117号
  
  作者简介:邓姿,文学硕士,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⑧{12} 郭沫若.《东平的眉目》.《沉郁的梅岭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3-6.
  ② 石怀池.《东平小论》.转引自李槟的《一座晶钢的雕像》[J].《河北学刊》.1998,(6):87.
  ③ 严家炎.《七月派小说论争三题》[J].《世纪的足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81.
  ④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0.
  ⑤{14} 杨义.《杨义文存·中国现代小说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73.166.
  ⑥ 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59.
  ⑦ 陈子谷.《我所知道的丘东平同志》.《沉郁的梅岭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44.
  ⑨{11} 于逢.《〈沉郁的梅岭城〉·编后记》.《沉郁的梅岭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61.454.
  {10} 严家炎.《论七月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1989,(5):24.
  {13} 胡风.《〈第七连〉题记》.转引自《杨义文存·中国现代小说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8.
  {15} 奥威尔.《西班牙战争回顾》.《奥威尔文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83.
  {16}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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