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论丘东平小说的苦难意识
作者：邓 姿
摘 要：丘东平以“苦难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使他的小说极大地扩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丘东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也许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或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才略知一二。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却如彗星般划过，并以传奇的人生经历、短暂的生命过程、另类的文学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惊奇与迷惑。曾有人向郭沫若介绍：“这是中国新进作家丘东平，在茅盾、鲁迅之上”，固有夸张的成分，但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1}有人认为他“是我们的《静静的顿河》, 我们的《内战史》《铁流》《毁灭》的最理想最可能的作者”{2}。也有人评价：“七月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是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东平与路翎支撑起来的。……没有东平与路翎——尽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七月小说流派就不能存在。”{3}但是因其过早离世，因其小说的异端色彩，因其所属的七月派“被贬抑、被排斥、被抹煞”的历史事实，而被研究者们长期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事实上，对他的忽略，将导致我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而且缺失的是一分极有意味、深刻的理解。
阅读丘东平的小说，会感觉到一种焦虑，一种压抑，甚至是一种极度的紧张，这不仅与作者阴冷的叙述语调、晦暗的叙事心态以及沉闷的场面氛围相关，还与作品中扑面而来的苦难感密切相连。“沉郁”、“恼怒”、“愁苦”、“痛苦”、“苦难”等诸如此类相近或相同意义的词汇在丘东平小说中不断堆积和频繁出现，使人感到无可形容的压迫，似乎整个空气都是沉甸甸的。很多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东平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壮美和悲剧性”{4}，“以沉重的语言，描绘着沉重的苦难和奋起”{5}，“色调悲壮沉郁”{6}。
这分令人窒闷的苦难感究竟源自何处呢? 首先，这无疑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丘东平的母亲是填房，他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在这个充满迷信色彩的家庭中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东平常说：“我是在我的父母不愿生我的时候生出来的。”他身材矮小、脸庞黝黑，其貌不扬，他的兄弟父母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毋宁说，他们是讨厌东平的”{7}。少年时代，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丘东平带着灰暗的心情离开养育自己的故土，流浪到香港，经历过最底层的生活，后参加淞沪抗战、福建事变，1937年加入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自小家庭温情的缺失，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四处漂泊的生存状态强化了丘东平的忧患意识和丰富敏感的心理素质，使他形成了对生活之中沉郁、苦难的方面尤为敏锐的极端个性。其次，作者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灾难、痛苦、挫折的悲剧时代。丘东平的创作高峰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社会黑暗、政治反动、经济凋敝、官僚腐败的时代，再加上日寇的入侵，使贫瘠的国土横遭侵占和践踏，困顿的国民饱受蹂躏和屠杀。而丘东平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说：“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8}，而他愈是追求完美，现实的苦难和丑恶就愈令他痛苦，所以“他时时感觉到自己是一颗暴烈的炸弹，如果一撒手，这炸弹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他所显示给别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脸相”{9}。在创作中，沉郁、苦难就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和氛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篇作品都浸染着浓重的悲郁色彩。再次，丘东平小说浓郁的苦难意识主要来自尼采的影响。“东平和路翎早年都接受过尼采思想气质上的较深的影响”{10}，他是“很赞赏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11}的，丘东平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及尼采：“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12}这里的“尼采的强音”,指的应是尼采哲学的主角———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人生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还认为，人生没有苦难，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那么，与其避让，不如奋起抗争。“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苦难和不幸，不把苦难和不幸看做灾难和恐怖，而应把苦难和不幸当成人生的“佐料”和“营养”，只有苦难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在尼采的酒神哲学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种东西:对苦难的崇拜。哲学思想的启迪和现实人生感受，使丘东平全身心地沉浸于血样的生活，搏击于火样的斗争，以苦难意识为突破口，表现出人们的不平、愤懑、痛苦、挣扎与渴望，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处境，揭示出人的悲剧性生存困境。
在丘东平小说中，苦难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生存处境的艰难和生命状态的悲惨。丘东平以不避现实污秽的笔锋，直击屠杀、掠夺、强奸、饥馑、封建特权、封建奴役等种种人间罪恶，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阴沉可怕的一角。胡风曾说，展读丘东平的小说，“就像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13}在作者笔下，人们总是在苦难与无望中盲目地不断降生，在悲凉、阴暗、凄寒中痛苦地求生，然后又在个人无法抵御的各种苦难中走向死亡，生命对于他们就是一个悲剧过程。在以《沉郁的梅冷城》为主的梅冷故乡系列小说中，丘东平勾勒出梅冷城几乎令人窒息的阴沉现实, 以充满象征色彩和寓言意味的笔致展现一系列灰暗、郁结、迷茫的黑暗景象。《多嘴的赛娥》中的赛娥一生下来因母亲的重男轻女而被丢在村东大路边的灌木丛下，被乞食的老太婆拾了去，做了谭广大伯伯家的童养媳，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赛娥的焦红色的头发给揪住了”，谭广大伯伯“爽快地臭打了伊一顿，像在盆子里洗手一样”，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卑贱苟且的生存处境，使赛娥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火灾》中的梅冷镇罗岗村，饥馑肆虐，灾民啼号，而伪善的权势者草菅人命，横行不法，作者“那枝不避污秽、不甚修饰的笔, 敢像波德莱尔那样写《兽部》上的蛆虫, 敢像巴比塞那样写《地狱》里虚伪的宗教, 在几乎令人窒息的阴沉的气氛中, 画出了焦骨堆旁的慈眉善眼；画出了一个地狱般可怕的, 而且看不见出路的农村社会”{14}。
丘东平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战士，他的生命与战争风暴息息相关，从十六岁参加海陆丰暴动起，他就一直在战争第一线上生活、战斗、思考。凭借自己真实而独特的体验，丘东平如实地写出了旧军队里旧制度的昏庸腐朽及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悲惨遭遇。在他笔下国民党旧军队是一支“腐朽、破烂、充满兽性的队伍”，它和当时的社会一样，黑暗如漆、腥秽如血，长官克扣军饷、鞭打下属、草菅人命、劫掠财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里，“所有的军官和做皇帝一样的骄纵，他们虐待士兵，残杀农民”，兵士们来到部队，就如同“从火中逃出的，却不料纵身一跃，已经落进了海里”（《给予者》）。军队机械、僵化的纪律和上层军官的愚蠢、腐败和昏庸，使军队内部的个体生命不断受到愚弄和戕害。《给予者》中的下层士兵高宗申牺牲了，他的尸体却被一条草席随便包扎着丢在荒野里，因为长官把埋葬费侵吞了。《中校副官》中的中校副官在大兵压境、战云陡起的时候，被民众的爱国意志所激动，力举抗争，而他的上司军长却想弃甲逃跑，中校副官忍无可忍、愤怒谴责，却被可耻的军长杀死, 他与爱国官兵的战果也被军长所篡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连长林青史，率领队伍英勇奋战，不死于敌人猛烈炮火下，却被自己所属的部队以“违反军纪”的名义枪决。《友军的营长》中的营长在寡不敌众时主动撤退, 却以丢失阵地罪被判死刑。生命的神圣和现实的荒谬所形成的强烈碰撞,常常将读者的思绪引渡到战争之外，产生对我们民族根性的沉痛反省，从而显示出作者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吸纳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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