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从《小二黑结婚》来窥视“解放区文学”非诗意的审美趋向
作者：郑立峰
摘 要：关于赵树理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审美倾向，很多论者是把“通俗化、大众化”或是“乡村化”来进行观照的。笔者以为除此之外，“滑稽”、“幽默”的情趣，斗争的“英雄化”审美是解放区文学阅读的审美。
当我们以形而上的文学审美思绪，回望中国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时候，“诗意”被消解得荡然无存，我们无法用“常态”的诗性审美观念来阅读这个特殊时期的文学，尽管“解放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源生地，其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学具有强大的教化和宣传功能，即是把特殊时期特殊区域的人民在思想和言行进行高度统一，这对于拯救民族危机，是很好的策略，但也无以抚慰今天阅读者的心灵。海德格尔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1}他强调了“人”无论有多么巨大的劳绩和辛酸痛苦，都要本真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这就是“诗意”的。诚然，海德格尔强化了我们作为一个文学阅读主体者心灵审美的释然：“诗人（艺术家、审美者）真正的安居是‘诗意’的”{2}，作为这样一个的审美者在“解放区”是找不到的，于是今天的审美者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呢？让我们以赵树理经典的文学作品《小二黑结婚》作为审视对象，以点带面来观照“解放区”人民的审美问题。
一
纵观赵树理在“解放区”时期（1935-1949）{3}的小说创作：《盘龙峪》《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地板》《福贵》《小经理》《邪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4}等11部小说。这些小说叙述的都是农村农民的生活。绝大部分文本都是以农民为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斗争为线索的叙事，这些在“解放区”农民喜闻乐见的趣事，是当地农民和文人最喜欢的。其中以成名作《小》最为突出。“《小二黑结婚》不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不胫而走，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售达三四万册”{5}。这对于“解放区”文学语境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这里我们深层次地发现《小》这样的文本阅读价值是可以窥视“解放区”人民审美的。
“滑稽”的情趣，可以说是“解放区”人民普遍的要义，也是他们审美的基础心态。作为同时代的赵树理深刻地体验到这样的艺术“情趣”。曾经求学于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赵树理是谙熟“五四”笔法的，而且对“五四”文学抱着崇敬的心态，甚至是一个“迷恋者”{6}。他曾经也有过“想把那些启发教育过他的优秀作品介绍到农村去，介绍给广大农民，用新文艺来挤掉那些充斥于农村的、充满封建迷信或荒诞淫秽的旧文学”{7}的理想。但是，1926年暑假，赵树理回到沁水老家，“当他把他所推崇的新小说和新文学杂志交给他的父亲看，推荐给八音会的穷哥们看的时候，他们对这堆‘宝贝’竟然一点也不感兴趣，无论他怎样宣传也没有用。他曾经把鲁迅的《阿Q正传》读给他父亲听，他父亲听了也只是摇头。”{8}这一事件给赵树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刺激，这使他敏锐地发现当时的文艺“兴奋点”不在“五四”新文学那里，在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的“解放区”，“五四”新文艺的启蒙性在“解放区”是被盲视的。于是，赵树理从自身的苦难生活环境出发，寻找新的文学资源。他接受了农民艺术的滋养，从生产劳动知识到人情、世态、风俗、习惯等等入手，把精英的姿态放下，融入农民的精神世界里，他说：“我不想做文坛的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自愿。”{9}这样看来，赵树理要做一个通俗化的作家其实质是想做一个“启蒙”农民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愿望他达到了。我们知道，“解放区”人民的文化水平程度普遍不高，物质生活陷于极度匮乏，人民能够接受的是古老的农耕文明所传承下来的民间情趣——“滑稽”和“幽默”式完整性的故事或者传奇。于是，我们在他成名作《小》里，看到了这样的滑稽和幽默戏：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小丑剧。
三仙姑却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
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搽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
三仙姑这样的一个女人，行为粗俗和思想愚昧。她是庄上最漂亮的“媳妇”，嫁给于福这个老实的后生，不是她的理想，她的理想是嫁给一个能够满足她享乐和虚荣心的男人，但是事与愿违。她似乎要反抗自己的命运，于是她每天睡懒觉，不劳动，不做家务。每天与光棍们打情骂俏。那些贫穷的娶不起媳妇的光棍就成为了三仙姑家里的常客，他们吃饭时端着饭碗到三仙姑家闲坐，讨一些乐趣，这成了他们的习惯，也成为了生活在高度政治化的“解放区”人民心理的向往，在他们看来这是与政治无关的民间乐趣，是难得的“开荤”。然而，来三仙姑家的一些年轻后生，他们的目的不是看三仙姑而是来看她女儿小芹的，这又使三仙姑吃女儿的干醋，这一辅助性的描写，使三仙姑活灵活现的立体的小丑形象鲜活地蹦出来了。“解放区”人民的审美就是以这样朴素的民间的情调来阅读文学作品的。
二诸葛同样具有滑稽和幽默的元素。他忌讳“不宜栽种”和“命相不对”。他做什么事情总得掐指算日子，连栽种也要看黄历（旧时算命的书籍）。有一年春天大旱，刚好下雨可以栽种，但是他掐指一算，与往年栽种的日子不对，今天“不宜栽种”，错过了最佳的栽种时机，弄得最后没有收成。日后，村里的后生就拿“今天宜不宜栽种”来取笑他；当小二黑与小芹恋爱时，二诸葛又掐指一算，说他们“命相不对”，怎么也不愿意这门亲事，闹到区里，跪下请区长“恩典恩典”，像一个小孩过家家式的滑稽表演，“大家就嘻嘻哈哈的传为笑谈”，这种“笑谈”其实就是“解放区”人民的趣事。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历史文化语境下”{10}的日常生活里，“二诸葛”、“三仙姑”幽默的小丑式表演给“解放区”人民带来了难得的轻松，“解放区”人民在这种“脱冕”式狂欢的广场里释放被压抑许久的情绪，弥补精神的生活空缺。但是这种“谈笑”没有汪曾祺、沈从文乡村的诗情画意，它是一种非诗意的审美倾向。
二
战争，成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人民日常生活常态。“斗争”也成了“解放区文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这是民族危机产生时候内在形成的文化心理机制，也是中华民族深层无意识的流露。在赵树理的小说里，似乎没有看到正面的战争描写，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批判”。的确如此，赵树理的文本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正面的战争场面。但是，对于“斗争”这个视角，赵树理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赵树理在“解放区”时期创作的11部小说里，“斗争”这个线索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赵树理叙述的“斗争”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斗争”，他是采取隐喻性的策略来叙述“斗争”的。
写于1943年5月的《小》叙述了两个“斗争”的故事，一是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与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二是在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战胜了以金旺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残余。小二黑是刘家峤的射击英雄，英俊聪明诚实，是一个农村传统女青年向往的好对象；小芹是伶俐乖巧，刚烈坚贞，是一个传统观念道德上的好姑娘，也是男人选择的良偶，这两个具有纯正的农村气息的、带有“英雄”化身的年轻人寄托了作家和“解放区”人民美好的愿望，是民间传统的审美，也是“解放区”人民的审美心态趋向。赵树理运用了“五四”式的民主观念来叙述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但遭遇了双方家庭的阻碍。三仙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想把小芹下嫁给阎锡山的部下吴先生当小妾，上演了一出神仙许婚的丑剧：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二诸葛是个宿命论者，他认为：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火克金，小芹又生于犯月，小二黑和小芹“命相不对”；再者小芹的母亲是“三仙姑”名声不好；其次为了贪图“便宜”不用给彩礼，给小二黑收留了一个童养媳。这里赵树理找到了新旧观念的“二元”矛盾，斗争由此展开。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两人心心相印，在区人民政府的主持下正式登记结婚，区上说了：“小二黑和小芹婚事与双方父母没有任何的关系”，谁也不能阻止年轻人的自由婚姻。小二黑和小芹与“封建包办婚姻”这一具有隐喻的斗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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