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困境与拯救

作者：邓小霞

　　文人的文学独立性要求何其芳坚守艺术的本真，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功利性又要求他继承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两种背道而驰的要求导致了何其芳心灵的裂变，他在焦虑的阴影中越走越远。在《夜歌和白天的歌》集中总是存在着何其芳的两个矛盾对立体，一个是感怀过去的旧我，一个是揭露黑暗现实和号召人们共同创建新世界的新我。《夜歌（一）》第一节中“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又将想起你过去的日子，/滴几点眼泪到枕头上。”对“过去的日子”怀念是对纯美的艺术追求的缅怀，是对自己过去自由主义诗歌时代的追悼，个人情感毫无约束的抒发只能以眼泪结束。接下来诗人马上就开始自责“聪明的人不应该停止在痛苦里，美丽的人不应该只想到自己的美丽”。“我们不应该再感到寂寞。”诗人感到作为大众的代言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做时代传声筒的倾向暴露无遗。“不要说你相信人类有着美好的将来，但你自己是一个例外。当大家都笑着的时候，难道你不感到同样的愉快？”诗人已经留下了非常明显的人工痕迹，他逼着“小我”在“大我”中隐退。在“大我”对“小我”的掩埋中诗人历经了痛苦的心灵挣扎，以至当夜晚来临时诗人不敢思想，而是沉睡。《夜歌（二）》中，诗人引用了《雅歌》里的一句话“我的身体睡着，我的心却醒着”。矛盾激烈冲撞的暗流在这句话中涌动着，诗人非常清醒地懂得一个真正文人所应该坚守的使命，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必然带来文学主体性的丧失，在主流话语的大潮中自由主义文人必然要遭到边缘化的厄运。怎样在文学与政治间寻求一个平衡，诗人在这个困境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以至他在1951年对自己的这本诗集进行了批判：“这个旧日的集子，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诗是企图歌颂革命中的新事物的，但整个的说来，却带着浓厚的旧中国的气息。因此，它不足以作为新中国的读者的理想读物。”{11}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作家们思想上接受了除旧布新的观念。启蒙运动要求价值和理念体系重构。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封建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已经濒临崩溃，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尚未建成，在精神无处寄托的窘境中，文人们都积极建构个人的小天地。何其芳以中国古典文化为根基，加上巴蜀文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品格，再积极地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话语系统和精神架构。可是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何其芳就感到个人话语与时代主潮间有严重的分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是将何其芳的个人价值体系击得粉碎。因此，在革命文化与个人话语，民族形式与欧化、古典间何其芳不得不做出慎重的选择。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接受对象完全明确化，接受者的文化修养决定了作家文风和话风的形态格局。为个人的创作贴上“人民性”和“大众化”的标签，何其芳是积极的实践者。“在革命文化性格占主导地位的后期创作中，何其芳文学创作，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居于绝对指导地位的时代。告别旧我，汇入新潮也正是何其芳在这种情势下真诚与自觉的选择。”{12}何其芳是一个自觉的、真诚的诗人，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放歌时代，他希望将“小我”融入“大我”当中。可是，“政治运动可以通过暴风骤雨的方式解决一些问题，人的精神基因和文化人格的发展和变异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治和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改造一个人，但一个人的精神文化基因是很难被彻底删除的。”{13}从小在巴蜀文化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何其芳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摆脱巴蜀文人特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格。“巴蜀文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教育、人口流动、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行事风度和精神品格，具体体现为行事方面叛逆礼法、率性任情、自信旷达、灵活嬗变、好文讥讽，精神品格上强调独立人格、凸现个性存在、崇尚刚柔并济。”{14}对个性的崇尚，对独立人格的强调，对大一统的文学模式的叛逆已经存在于何其芳的骨子和血肉里，已经成了他艺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从小开始的古典文化的熏陶也合不上时代的节拍。个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何其芳在个人风格和文学大众化间寻找不到任何的契合点。
　　从思想内容方面将自己的诗歌切入到时代的合唱中，何其芳遭遇了困境，同时，对于诗歌形式的探索，何其芳也举步维艰。“文艺工作者在今天还有一重改造艺术的责任。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毛病，一般地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与形式上的欧化。总之，没有做到真正为工农兵。使文艺从小资产阶级的变为工农兵的，从欧化的变为民族形式的，这也是一种改造，而且同样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改造。”{15}何其芳对文艺工作者说的这段话其实也是自身困境的写照。“五四”时期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何其芳的早期诗歌有明显的欧化痕迹。“美鸾达”、“米兰公”、“巴比伦”等欧化的影子在何其芳早期诗歌处处可寻。同时，何其芳拥有非常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中国古典诗歌“诗言志”的传统和欧化诗风对工农兵主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将欧化和古典化转向大众化，何其芳必须找到合适的语言形式。当旧的诗歌形式无法表现新的内容时，何其芳将眼光转向了民间艺术，“像说书、大鼓、快板等等，在用它们来表现新的内容、革命的内容的时候，也就基本上成为新的东西了”，“对于今天的农民群众和其他文化落后的群众，这是一些很可利用的形式，如果写得好，也就是诗。”{16}可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他的转变并不成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对诗歌形式的探讨并未使何其芳走出艺术的困境。
　　结 语
　　何其芳是一个真诚而自觉的诗人，他诗歌的成长过程也是他个人不断探索的过程。当精神、政治、文化各方面遭遇困境时，他采取的自我拯救的方式不是坚持个人的特立独行，而是努力汇入时代的主潮。因此，在个人的情感抒发与时代话语相抵触时，他不惜放弃对纯美艺术的追求，放弃真实的自我，放歌时代，这种无原则性的退却必然导致文学主体性的丧失。“思想上进步，艺术上倒退”的“何其芳现象”终究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邓小霞，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① 温兆海、刘书慧.“丁香”与“年轻的神”——浅谈《雨巷》、《预言》的相似性[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5(12).
　　② 何其芳.《诗歌欣赏》，何其芳文集（第五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９月版，第412页.
　　③⑤ 谭德晶.何其芳《预言》考及审美效应分析[J]，求索，2006（9）.
　　④⑦⑧ 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3页，第83页，第83页.
　　⑥ 谢冕.中国现代诗人论[M]，重庆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1页.
　　⑨ 李春丽.以意为主：现代派“纯诗”构建中的古典情节和艺术表现[J]，前沿，2006（3）。
　　⑩ 闫桂萍.何其芳现象及其泛政治心态[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3）.
　　{11} 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重印题记）》，何其芳文集（第３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３月版，第35页.
　　{12} 程俊力、尤雪莲.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13} 赵思运.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J]，齐鲁学刊，2006（4）.
　　{14} 张建锋.从巴蜀区域文化的角度论何其芳的人格和文品[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
　　{15} 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何其芳文集（第４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9页.
　　{16} 何其芳.《话说新诗》，何其芳文集（第４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5页.
　　
　　参考文献：
　　［1］何其芳.何其芳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何其芳.预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尹在勤.何其芳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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