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诗意与写实的冲突
作者：黄 岚
一
诗意的乡村和纪实的城市使作品呈现出整体风格上的差异，以《乌尔禾》为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体现在对于环境的描写上。红柯小说中的大漠戈壁不单是现实中的具体的客观存在，同时还有着想象的、情感的成分，是一种写意、一种抽象，是经过了作家心灵过滤的一个诗意的世界。这恰如中国传统文人的山水画一样，表现对象是大自然中的客观景物，但画面却充满诗意，在自然山水、花鸟草木之间有一种人格的气势、气度。红柯笔下的大漠戈壁就是以这种方式向读者传达着一种令人敬畏的勇猛生命力，使读者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诗意。在这个诗意的世界中，所有的生灵——马、鹰、兔、蛇、白天鹅、羊等都被作家写得出神入化，都体现出了作家内心深广的同情与强劲的精神力量。大漠戈壁的描写，既是自然风景油画，更是西域风俗印象画，既是准噶尔盆地的自然地貌，也是主人公苦其心志的物质与精神的砺石，它使生命在艰难困苦的抗争过程中，一步一步走近神性，心灵在苦难中才得以净化和升华，没有苦难的人生反而会显得缺乏力量和意义，会使人卑微龌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有生命和没有生命之物都彰显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这样的背景描写，对小说诗意氛围的渲染，抒情基调的烘托是至为有效的。但对城市的描写，就是红油漆刷的“陕西汽补”，各种档次的饭馆、各种棉纺厂机械厂……它们总是直指联系着人的世俗欲望，没有任何想象的余地，小说中的文字也顿然失去了空灵缥缈的特点。
其次，这一差异还体现在人物序列的差别上。在《乌尔禾》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按其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将其大致分为三个序列，每个序列中的人物都有着近似的人格特点。作品中的海力布、老奶奶和张惠琴夫妇，他们生息在自由奔放的大漠中，在这里天与地交合，人与天相融，这里的一切都似乎有一种自然的神性，人是天然纯真的本性状态，没有任何功利得失的计较，只听凭自然的呼唤，他们的灵魂光明而纯净，他们的行为简单而深刻，他们的生命形态有着与天地合二为一的境界，呈现出一种圣洁的美；刘师傅夫妇/邻居夫妇、饭店的老板等人，虽不乏真诚和善良，待人也很直率、热情，但已失去了前者纯洁，他们生活的环境也已脱离了大自然，到了商业化的小镇，已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熏染，他们对待爱情、对待人生的态度已经比较世俗了；另一个序列的人物形象有：大城市的知青（燕子的父母）、去了乌鲁木齐市后的燕子、面孔白净的小伙子，他们是虚伪功利自私的，他们的言行都自觉不自觉地掺杂着世俗的计较，在看似最浪漫的爱情中也隐伏着最功利的盘算。在各色欲望的诱惑下，他们似乎都在追求理想，却在追逐中失去了人的本分。
第三，这一差异还突出地集中体现在作家对小丫头（燕子）这个人物的态度变化上。沙漠里的小丫头，有老奶奶苍老的声音带着热泪、连喊带叫地为她唱《波茹来》，有邮电所的老所长为她投递特别的邮件，为了实现让她成为美丽姑娘的愿望，老夫妻俩保守秘密、百般尝试……这些情节都写得透明而忧伤，是一种浪漫、抒情的诗意表达，但在这些文字中，偶尔也有不一样的情感流露。当小丫头捡到了放生羊后，终于相信了自己也有爸爸妈妈，也有爷爷奶奶疼着时。作品有这样的表述，“她的胸脯一下子宽敞了许多，眉毛也舒展开了，加上眼瞳里的神光，多俊的小丫头啊。其实她很丑，除了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美与丑其实很大程度在于判断者的主观感情倾向，燕子美与不美就有很强的象征意味，美是为了突出大漠中的美丽人性，充满诗意的文字，实则是对老奶奶伟大母性的赞美与讴歌；而“其实她很丑”，正是理解这个人物走进城市后，某些塑造上令人不解的钥匙。正如对照老奶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母性之爱的伟大，燕子的父母冷酷自私，作家在感情上是明显排斥他们的，他们留下的小皮箱，即使是很昂贵的，但在作家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冰冷、沉重的蜗牛壳。
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是其个人化的生活感受，形成了他的民间信仰，使他在思想情感上会自觉地使用民间的视角、价值观、道德标准来判断和表现民间生活，或者说是作家红柯在创作中对民间的尊严、生命的价值非常敬重。红柯自叙他的民间意识是体验出来的，他的文学意识也是在体验中成熟的。年少时红柯生长在关中农村，在田园风光里的劳动，使他体会到了田间劳动的极大乐趣，大学毕业后他又在新疆一个技工学校任教，这样的经历和职业让他贴近民间，对民间高人充满敬意，并在底层生活中发现了劳动的美与乐趣，为此还撰文研究劳动的美学。由于作家有着这样的情感，就使得他笔下的底层民间成为了审美的、浪漫的想象，小说中的民间与现实的并不完全相同，作家所要凸现的是民间文化形态中与其情感需要相同的某种民间精神，是对美好灵魂与精神的诗意礼赞：正是在承受苦难、抗争命运的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使人如大地般坚韧而博大，即使是在最底层社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民间形式的生命力有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境界。而新疆的异域风情也给了他这种想象的可能，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新疆地远天高，民间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古歌、传说与史诗这些原生态的文化因素吸引、改造了红柯，使作家深刻地体悟到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以及在民间生命形态中的人生“终极价值”。正是这种对民间所怀的热情，使红柯在到新疆两年后，就放弃诗歌而选择了小说，想借小说来表达他在对民间文学的收集体验过程中的感动与感悟，因此，这种来自内心情感冲动的创作，必然是个性化的创造，因而创作过程也是自发的、沉潜其中自娱自乐的；也使他的小说中标志性地有着大量的西域民间文化的因素，大量的新疆民俗文化因素的出现，既处处透露着西域民间文化形态的情韵，又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小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
但是关于小说创作，红柯还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对小说而言，小说是他人的艺术，进入他者是关键。农业文明、封建社会是诗歌的、抒情的、封闭的，工商业要贸易要交往，相对应的文学样式就是小说，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与胸怀。所以康定斯基给美的定义很有意思，美是什么呢？美是心灵的内在需要。文学要表达的就是心灵的内在需求。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讲得多么清楚，没有外在的造化，心灵就会枯竭，但艺术的创造却得之于心灵。”
将小说视为他人的艺术，这就不难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有其独立于作家情感的逻辑体系。在红柯笔下，都市生活中的人被各种外在的欲望所异化扭曲，人们都带着金钱的枷锁挣扎着，失去了生命的自由与美，感觉不到个体生命的庄严。而在大漠戈壁上的人生，虽然艰辛，但总还有希望，艰难困苦正是净化心灵的良药，凭着顽强的意志是可以战胜一切的，所以这样的生命就是诗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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