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复仇》：复仇话语的内在构成
作者：魏洪丘
摘 要：《复仇》以仇恨的方式宣泄了鲁迅自我对“看客”的感受和情绪，形成了“复仇”话语。其中“路人们”的热衷、觊觎和“青年男女”的憎恶、无动的对立，是“复仇”话语的内在构成。“看客”对“拥抱”、“杀戮”的赏玩嗜好，及其被“复仇者”的使其无戏可看倒是疗救的“复仇”，显示出鲁迅对改革思考的独特与深刻。
鲁迅于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时遇到的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弃医从文。这就是他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曾经描述过的“幻灯片”事件。它已经成为人们研究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道路的基本材料。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在这里表达了自己对于事件中的“看客”的深恶痛绝。以后，鲁迅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这切肤之痛导致他在20年后所写的《野草》中的《复仇》、《彷徨》中的《示众》，仍然在痛批“看客”。真可谓：此习不除，斗争不息！
《复仇》在这类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标题的“复仇”二字就体现了深深的痛恨之情：鲁迅用“仇恨”来表述自己的感受，并且要加以报复——“复仇”。整个作品是建立在“复仇”的情绪之上，形成了“复仇”话语。
“复仇”话语是由被“复仇”对象——“路人们”的热衷、觊觎和“复仇”者——那对赤裸青年男女的憎恶、无动的对立所构成。
一
路人们觊觎、热衷于那对青年男女的“拥抱”和“杀戮”，这正是青年男女“复仇”的根本之所在。在路人们的眼里，似乎“拥抱”和“杀戮”，才能给他们自己带来“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和“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拥抱”本是男女性爱的基本表现，是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热衷的话题。话题形成之初，其似乎并不能构成“复仇”的话语。长期以来，中国封建旧传统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伦理观念，男女爱情受到严酷的禁锢，“性”和“爱”都被视为禁区。“性”与“爱”的被压抑，造成了人们的谈“性”色变。而真正敢于突破禁锢，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则在于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部《西厢记》，张生和莺莺的传奇爱情故事，虽然很惹起了许多非议和非难，却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因为它体现了反封建的精神，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又反映了进步的社会理想，具有先进的历史意义。对于这类反封建的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人们由喜爱到热衷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只能够从作品中去获取，以求得精神的弥补。它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人性化的具体体现，并不具有构成“仇恨”的成分。
为什么《复仇》中的“拥抱”却与此相悖呢？这是因为，同为“拥抱”，却有不同的蕴涵。随着人们对突破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文艺作品的青睐，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功利，便专事男女“性”“爱”作品的构筑，他们的以“性”为本的猎奇和展览的模式，远离了反封建的宗旨，渐入“色情”之道，走向诲淫诲盗。《复仇》中“路人们”觊觎、热衷的“拥抱”，正是如此。
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性”、“爱”和“拥抱”，来自社会，与人们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相联系；走向“色情”的无意义的对“性”、“爱”的猎奇，来自生理，脱离人的社会性和道德观，诱引人的不健康的好奇心理。
鲁迅在《复仇》的起始部分，就从被复仇对象——路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分析入手，展示了他们对“性”、“爱”的好奇心理与生理上的满足感：皮肤下的“鲜红的热血”在“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并“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依，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毫不涉及社会内容的话语，使人不得不细细斟酌：“沉酣”而忘乎一切，与反封建的传统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
路人所觊觎、热衷的“杀戮”，即指短兵相接的打斗。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中国老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十八般武艺的精通、劫富济贫的武侠……他们的乐道并非好斗，乃是因为在现实中受尽欺压而无力反抗所致。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等级观念森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鲁迅在《灯下漫笔》里引《左传·昭公七年》所述封建等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他指出：“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俗话也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处于社会底层，只有受欺凌的份而无理可讲、无冤可诉。遇到这类情况，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像包拯、海瑞式的清官（这也是人们喜欢清官戏的原因），但当时的社会里这样的清官毕竟太少太少，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艺作品中的包拯、海瑞肯定还具有虚构的成分，那么，他们遭到贪官污吏、劣绅恶霸的压迫便只能期盼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武侠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武艺高强、为民除害，实现了人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因此，人们热衷于武侠的作品，热衷于英雄的崇拜。他们喜欢看大侠们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的武艺，因为武艺越高强就越能够战胜敌人。人们只能够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中，得到安慰与解脱。他们对“武侠”、“打斗”的热衷，是出于对正义的褒扬、对邪恶的鞭挞、对理想的追求，而非对血腥的鉴赏、对残忍的无视。
同样，随着中国老百姓这种欣赏心理的形成，不少人也在为了自己的功利而揣摩它并投其所好，在创作中大打武侠牌。他们专注于武功的设计与描述，甚至不惜将其神化。为了吸引读者，他们编织离奇的情节，逐渐远离了正义和道德，而转向了江湖义气的展现。这时的武侠作品，则已经背离了当初的意旨，成了炫耀武艺的文字游戏。血腥、残忍的场面，越来越普遍。
鲁迅是以“路人们”希望看到那青年男女无缘由的互相“杀戮”，以及看到残杀和死亡时的兴奋，来揭示“路人们”的残忍的。作品中“路人们”欣赏的是：利刃的一击，使“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而死者的“冰冷的呼吸”、“淡白的嘴唇”，使“人性茫然”！这里的鲜血“激箭似的”，——可见其飞溅之快；而鲜血的“直接灌溉”，——也见其流量之大！如此鲜血淋漓，可谓惨不忍睹！那“冰冷”、“淡白”的死亡惨状，令人毛骨悚然！可是，“路人们”却反而兴奋不已——“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这些路人，期待着“杀戮”，因为“杀戮”可以慰其“无聊”，他们仿佛看到“杀戮”后感觉到自己“舌上的汗和血的鲜味”。这就如鲁迅在《暴君的臣民》中所揭露和鞭挞的“暴君的臣民”，他指出：“……暴君的臣民，只愿意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赏玩，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在这些“路人们”身上，缺乏的正是做人的起码的“人性”。与初期人们对武侠作品中的伸张正义的渴望相比较，既没有丝毫的联系，更谈不上可比性。“飞扬”显示的路人们欢喜的情态——自得自在、处于痴迷之中；“极致”则指路人们的欢喜达到了顶峰——没有比这令他们更欢喜的了。这样的“生命”其实只是一种没有人性的苟活！
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