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鲁迅的死亡意识述略
作者：肖国栋
摘 要：鲁迅的死亡意识对于其人生观与文学创作影响至深至巨，因此，探究它的生成条件、发展脉络、影响方式与理论意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由此也能够使得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价值获得更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阐释。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以其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中广泛触及“死亡”意象与主题，而给中外研究者留下深刻又阴郁的印象。从22岁所作“我以我血荐轩辕”，自觉献祭于民族危机，到去世前作《死》和《女吊》，鲁迅一生都在不停地书写、思考着“死亡”，“死亡”毫无疑问地成为其创作的贯穿母题。这类创作也受到了不同时代研究者角度不同、程度不同的关注，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也歧义纷呈。有讳饰鲁迅这种思想与创作的，担心可能对他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当然也有抓住不放，以为可以借此贬低、损害他的；更多的是透过这个问题发现了他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了解了他反抗绝望的勇猛与悲壮。无论在怎样一个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以及得出多么歧义的结论，都意味着我们在走进鲁迅的过程中是无法绕过这一问题的。
如果不是发生了祖父的科场案，如果不是父亲因病早逝，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变而使家道中落，鲁迅的一生也许会与他后来实际经历的人生有很大不同。正是在这些事变中，我们初次看到了鲁迅对死亡的感知与记忆，祖父的科场案使家里笼罩着监押与死亡的恐怖阴影，一方面鲁迅被迫随家人出走避难，免于被诛杀，另一方面家里又要不断地变卖家产以挽救祖父的性命；而父亲的病与死则使他更深地体会了世态炎凉，对死亡有了真切感知和无奈的接受，最终使他选择了“走异地，逃异路”，踏上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这些家庭变故不可避免地使敏感倔强的少年鲁迅蒙上心灵的暗影，死亡的恐怖与悲哀过早地在他的幼小心灵镌刻上阴郁沉重的痕迹，并使他渐渐形成了习惯看待人生与人性的暗处，对人间的不幸几乎怀着本能的关心和同情。也许正由于这种性格的原因，鲁迅小说创作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为父亲治病的经历中，少年鲁迅在心中埋下了对人的生命的珍惜与关爱。在日后当他需要对人生志向做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又充满自信地选择了医学，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我们看到，鲁迅这时对生命的理解还是生物学的，以维护肢体健康为目的，以科学的医学方法与手段为支撑。这极为明显地受父亲的病与死亡的影响。李长之写于1935年的《鲁迅批判》中曾有多处阐发鲁迅的生物学的生存观，他说：“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他的思想是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点思想的萌生，却以医学给他的帮助为最大。”①这个视点成为李长之观察、评判鲁迅思想与创作的一个重要又一贯的角度，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只是鲁迅人生思想的基础与前提，因为联系幻灯片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对生命的理解有过一个明晰的发展。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使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②由此看来，他不再把人的生命简单地看作生物性存在，而是把它视为富于自我意识与意义的个体存在，“死亡”现象被他从精神性立场重新加以思考，确立了理解“人”的内在精神的视野，并从此真正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志业。我们可以看到进化论对他的积极影响，人的生命那种简单的生物性存在，经过进化论这样一种更高的生命意识的启发，进入了一个合目的性的存在序列，生和死都变成了人的高度自觉的理性行为。所以，我们会在鲁迅笔下难得地看到这样乐观的文字：“进化的途中总有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③“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他还因此确认了“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④，人的生和死在进化的“索子”上变成了有各自意义与价值的行为，“生”要欢天喜地，“死”也应该欢天喜地。循着这样一种进化论的理论逻辑，鲁迅甚至得出了如下结论：“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⑤“死亡”在鲁迅的进化论思路里找到了合乎理论逻辑的目的、理由和意义，与“生命”一样是对某种更高更根本之存在的完成，并负有同样的使命。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有一个见解可以从心理学方面加深我们对这个特点的理解，他说：“对死亡的肯定就只有那些生命本能足够强大，因而能正视生与死的统一，并将其视为生命本能努力加以追求的未来完美状态的人才能做得到。”⑥在进化论思路里的“生”与“死”的矛盾统一还使鲁迅更清楚地看到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并遵循着进化论式的历史理性精神，自觉地肩负起这个痛苦又艰难的拯救使命，即鲁迅所谓的“肩住黑暗的闸门”和“完结四千年旧账”。
但理论的合目的性与合逻辑性，却无法保证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如愿地取得进步，鲁迅直接体验与经历的，几乎总是丑恶与恐怖的循环表演，看得越来越怀疑、颓唐起来。自己的言论与行动虽意图光明，也总是鬼打墙似的四处碰壁。有了这样多的经历与实践之后，早已年逾四十的鲁迅对死亡的意识也出现了重要变化，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就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⑦在《野草／过客》中他还设计了一个面向“坟”而又坚持走过去的“过客”形象，执拗地表达了自己“向死而行”的生存方式。他甚至不近情理地在《野草／立论》中让一个人面对刚刚满月的小男孩说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的话，把“向死而生”的事实真相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说出来，有意识地让我们尽早觉悟到生命的本真。就如马克斯·舍勒所说的那样：“每个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死乃是一种形式与结构，我们唯有在此形式与结构之中才被给予生命。”⑧但是，鲁迅在意识到这个悲剧境遇后，并未退缩和彷徨，而是高张起反抗绝望的大旗，他在《过客》完成一个多月后写给赵其文的信里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⑨这种精神也正如尼采所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⑩鲁迅面对死亡反抗绝望的精神正是尼采所说的追求虚无的精神，也就是面对人生的虚无也不能不有所追求的精神。在1935年，他结合自己对进化论的理解，直面“人生的最后”，也还是坚持要有所作为：“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至于……人生……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1}
由“先行到死”的人生认知方式所决定，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选择过程中，这种直面死亡的人生观就是不断地寻找人生道路，或者向着自以为像路的地方跨进去，或者明知是荆棘也要跨进去走走，或者就在已知不是路的地方硬踩一条路出来。在杂文集《坟》的后记里，鲁迅在明确指出了人的“向死而在”的生命本质后，就把自己的致思重点放在了对人生道路的寻求上，他认为“人终有一死”是不成问题的，对人来说成为问题的却是“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12}很显然，鲁迅把作为有限物而存在的人可以思考和不能思考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区分，而让人思考自己能够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通过对“死”的先行把握而明确“生”的过程与目的，并充分自觉地实践之。所以，在寻路的许多岔口上，鲁迅从未闭上眼睛，止步不前，或盲目幻想，“黄金世界”或“天堂”、“地狱”都受到了他的审视与质疑，决不轻易盲从，满足于虚假的乐观主义。因此，他总是比别人有更多绝望的人生体验，仿佛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以至于也经常会有自杀、杀人的冲动，还自称是“死的随便党”，或者说“与人生苦相比，并不厌恶死”。这些思想的生成所表明的是，鲁迅比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深地陷入了生存与生命的中心地带，对“生”与“死”的价值体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极其复杂与残酷的心理内容。经过这样一番彻底的怀疑与质询，鲁迅认清了一条本真而值得承担的人生之路，他从来都是忠实于脚下的大地，从来也不曾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同时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努力倡导并艰难实践着较合理的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而不是面对虚无和不合理的世界拔着头发飞离地球，为人生交出一份白卷。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鲁迅的死亡意识来说，已经全然摒弃了宗教、来世，所注重的是现世生存。在这样的人生理念中，鲁迅再次显示了自己与尼采的接近：“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13}这种“向死而在”的生存方式进一步决定的是，存在者要始终以自己的能在为目的，以最本己的方式对自己的在世方式做出选择，从而开展出存在者最具个人生命价值的人生景观。“归根结蒂，存在（Dasein）只有作为真正向死亡的可能性开放的存在，才能最终成为主宰作为有限存在的它自身生存的主人，并因此而有真实的生命。”{14}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向死而在”的开放性里，不断地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具体工作方式做出不同的选择或放弃，以通过这样的变化来接近自己的存在本真，来达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与价值，从而超越死亡强加于人的虚无与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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