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他者”的拯救
作者：张清祥
摘 要：现代文学史上男性作家文学的“新女性”想象，从鲁迅的想象开始，逐渐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与那些男性大师的女性想象一样，高长虹在上世纪20年代参与了女性的艺术想象。虽然高长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观照女性特定时期的生存、命运和精神困境，且对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解构，但由于受创作主体性别角色和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创作中仍未彻底走出男权意识的藩篱。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女性形象，都首先出自男性作家的手笔，这无疑是值得中国现代妇女运动史载入史册的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但是作为妇女处境的代言人，基于那一时代共同的历史愿望，这些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巨型话语的具体操作者，他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侧重和删削，有所整合和背弃，有所遮蔽和忽略，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这些讲述者的男性身份、男性视点，以至于出现大片的盲点和误区，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
现代文学史上男性作家文学的“新女性”想象，从鲁迅的想象开始，逐渐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与那些男性大师的女性想象一样，高长虹在上世纪20年代参与了女性的艺术想象。虽然高长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观照女性特定时期的生存、命运和精神困境，且对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解构，但由于受创作主体性别角色和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创作中仍未彻底走出男权意识的藩篱。因此，他的“女性被讲述”文本仍然值得怀疑，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男人所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①。
一、“她的圆圆的、红嫩的脸蛋儿正像是初熟的果子，他将要摘下它来”
历代文人对女性外观的想象模式上具有相似性，表现在一个古老的历史悠久的修辞上，即借助外物想象与表达女性形象，使其具有“物品性”。实质上，当女性的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春葱、软玉等之时，其可采摘、攀折、把玩和弃置的意味隐约可见。高长虹小说《革命的心》中对张燕梅女士外观的想象和表达也具有“物品性”。
“她已经看见他了。她显然有些心跳，她的藕白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桃色的红，她的眼珠立刻透露出惊喜，欢乐和光荣。片刻之后，她又镇静下来，微带着羞涩地微笑着向他点头笑，站在她爸爸的身旁。”②
“她正是一朵初开的蔷薇，却是生长在田野里。她的圆圆的、红嫩的脸蛋儿正像是初熟的果子，他将要摘下它来。她的弯弯的眉儿，多么深情，当那新月照在她的脸上的时候，她曾触动过些什么思想？他面对着的，不正是他自己一个完美的创作，一首富于灵气与形体的人样的诗吗？”③
这些描写忽略女性的社会主体意识，脱离了社会，淡化了历史。其实，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是这样界说“身体”的：“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域亦非博爱之域，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一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它既锚在生理的身体上，也锚在社会政治的整体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提醒是振聋发聩的：“各种各样意识——自我意识、种族意识、性别意识、文化意识——它们与艺术无关，却插到作家和作品之间，而其后果——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不幸的。”⑤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男性对女性想象“物品性”修辞表达的阴谋，“女性一旦不仅在社会职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获得了某种秩序内的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来也许不可理喻的异性群体幻化为一种不必理喻的对象。”⑥
二、“他像一个天使，从天上飞来要救她走出那浮华的深渊”
波伏娃在分析女性的客体地位的形成时，很注重她们经济上的对男人的依附这种社会现实。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得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的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由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⑦这些将父制价值标准自觉内化的妇女不可能自主地争取任何权力，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给予的权力。
贝蒂·弗里丹更进一步指出：“那些在女性奥秘的笼罩下生活了十年或二十年的妇女，那些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过早地就顺应了这种奥秘，以至于自己从未体验过要靠自己去生活是什么滋味的妇女，她们害怕去正视社会上真正工作的考验而墨守家庭主妇的地位，因此，即使她们自己注定会产生‘空虚、无用、好像我并不存在’的感觉也无妨。”⑧蒂·弗里丹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中，妇女发展已经被阻止在生理的水平上，在很多情况下，对她们来说，除了爱和性满足的需求之外，没有任何高层次的需求。甚至连自尊、自重以及受到他们尊重的需求——‘对于力量，取得成就，对于胜任，精通和竞争，对于面对这个世界的自信，对于自立和自由的愿望’——妇女的这种需求还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⑨
张燕梅女士意识到单调、平庸的生活对她精神的埋葬，但在“父”温暖的巢穴里却无力飞翔、难于冲出这舒服的“狭之笼”。那么，拯救的力量来自“他”的到来。当革命诗人刘天章从上海回到北京与她相见、相约和相爱时，她不仅觉得快乐、幸福，而且认为“他”就是拯救她走出“浮华的深渊”的上帝。
她显得很快乐，很幸福，像太阳在照临着她。她很稳微地承认了她过去的过错，并且表示她早已知道他在爱她。她对他十分地感激，他像一个天使，从天上飞来要救她走出那浮华的深渊。她说她决意要改变她的生活，她不能再那样自弃，麻木，贪享那目前的空虚的荣耀。她反而倒怕的是她不能够改善自己，她不配做他的伴侣。他说了那一定是能够的，因为一个人只要能改变她的环境，便什么都能改变。她深深地接受了他的这种忠告。
“我只祷祝能够有那么一天！”她说着，像一个极忠实的信徒在礼拜上帝。⑩
三、“这是我的使命，我是为你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如果说《伤逝》以爱情悲剧的形式昭示女性生存“无光的历史”，那么，《革命的心》在“革命+恋爱”的“大团圆”的模式里，再次预示了在男权“象征秩序”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迷失和女性解放的艰难。
（一）初识“他”，因“奇怪”懵懂而孤寂
革命诗人刘天章“他从第一世间有她的时候，他便爱上了她，他以后认识了她的父亲，他知道他所遇到的是什么机缘。他已经梦见过她。”张燕梅女士虽然“同他认识已经在三年以前，她初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惊奇于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她一点也没有触动过爱他的念头，但是她似乎已在爱他了。这能够叫做爱吗？不能够！这只是同一个人看见过一次的景物便不能够忘记了是一样的，这不能够是爱。然而这张奇怪的景物的照相摄在她的心上，竟一日比一日明显，而且渐渐地生动，竟至主宰了她的所有的思想。”在“奇怪”与“爱恋”懵懂中错失爱情的表达，致使她此后的生活如同陷入“浮华的深渊”、自弃麻木、孤寂空虚，“单调的生活几乎葬送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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