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是解构还是曲折加深？
作者：吴 涛
摘 要：通过深入解读现代文学史上柔石的《为奴隶底母亲》, 质疑蓝棣之先生“潜在结构颠覆显然结构”的观点;从而重新探究这篇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回到现代文学史现场,我们会发现柔石以一篇《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出现于1928初冬以后的文坛,似乎恰逢其时:“革命文学”论争烽烟弥漫,他心目中的导师鲁迅陷入围攻。这一篇连同他稍后的《没有人听完她的故事》都发表在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上。鲁迅从“五四”时期文化界精英“沦落”到此时被“超前”于时代的“先进”之士一致批判,心境不可谓不差。柔石摆脱国民党追捕逃亡到上海投奔鲁迅,对鲁迅来说也是一种慰藉。这使得其在鲁迅扶植的数位年轻人中具有特别的意味。鲁迅对他似贬实褒的评价——“迂”和“硬气”,其实潜意识里是引为同调的。师生同气相求,鲁迅放心地将出版、送稿、银钱收支等要事交给他代理①;柔石经常和许广平、鲁迅一起看电影②。柔石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帮助,置身于普罗文学新潮激情粗糙的呐喊声和海派文学光怪陆离的重重雾霭中,反应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保持自己一贯关注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婚恋心理微妙世界的思维定向和缠绵悱恻的文风,如《三姐妹》《二月》；另一方面,虽瞻仰并尝试“时代潮流冲击圈”内的为左翼文坛推崇的革命文学,但不愿重蹈概念化的流弊，《革命家之妻》(剧)是他试穿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搭配式样,没有成功,再写,便是《为奴隶底母亲》③。创作这篇小说的直接起因产生于他为导师与冯雪峰合办不久即成为左翼机关刊物的《萌芽月刊》四处组稿之时。
一
关于《为奴隶底母亲》，现代文学研究界自蓝棣之先生振聋发聩地提出有两重结构以来耳目一新：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悲剧故事的显在结构和旧社会年老地主、年轻小妾特殊的多少有些感情的情感故事的潜在结构④。我深以为然，然而对于这两重结构的关系，跟蓝先生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潜在结构并没有颠覆和瓦解显在结构，相反通过隐约曲折的方式加深了显在结构的意义。是解构还是曲折加深，直接关系到对这篇小说的意义定位。
让我们来看看秀才（年老地主）与少妇（年轻小妾）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两人最初相见的一幕颇有“钟情”的意味：少妇由大老婆牵引，年老地主迎出来。在少妇的眼里，他是“长长的瘦瘦的而面孔圆细的男子”（身高、胖瘦、面孔都有，唯独没有对“年龄”这一陌生人相识都会有的本能猜测。少妇对属于统治她所属阶级的一员原本怀有的恐惧加上此时年老地主的三分人才证实了媒婆所言非虚，因而潜意识里忽略了）。由于小说从头到尾似是第三人称实近第一人称的以少妇的口吻叙事，我们无从知晓老地主对少妇的第一印象，但从他“仔细地瞧了瞧”之后，“堆出满脸的笑容”即可推断。两人进入感情蜜月期之后八九个月达到高潮——因为此时老地主根深蒂固的封建血缘宗嗣的目的终于实现了：少妇怀孕了。以此为根本条件的交好，以体貌、家产为基础的“一见钟情”，并不需太长时间就走向了交恶。即使少妇如何逆来顺受，即使老地主如何“温良和善”。大老婆的阻挠只是外因。
《为奴隶底母亲》呈现出两套三角关系：
少妇、老地主、大老婆是一重三角关系，少妇、老地主、皮贩是另一重三角关系。这两重三角关系因封建社会典妻制度的合法性而以婚姻的形式为世所承认。第一重三角关系形成的动因是典妻，在作品中是显性的，大老婆失宠，不甘而争斗；第二重三角关系形成的动因是贫穷，隐性，皮贩被少妇在感情上遗忘，但麻木不仁。两重关系的叠合处是少妇与老地主。这也是柔石重力刻画的一对。老地主对少妇有真心，关爱有加，然而在潜意识深处，并未把少妇当“人”看，甚至并不视其为爱妾。究其实，在老地主看来，少妇毕竟是属于被剥削阶级中的一员。要说明这一点再简单不过：少妇为救前儿典当了老地主送的青玉戒指，老地主于是放弃了续典她的想法。这一情节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自此夫妻情义恩爱消失。这一情节跟皮贩答应典妻、少妇生子一起构成本篇小说的核心情节。而皮贩跟少妇说明典妻一事、少妇离家、大老婆多方阻挠两人感情等是辅助情节。核心情节直接决定故事发展的可能与方向，必不可少。辅助情节不断提示读者已经发生的事件同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是核心情节间的叙述空隙，不能改变事件的发展进程⑤。其实完全可以说，即使没有大老婆从中作梗，老地主仍要遗弃少妇，因为他不能容忍少妇牵挂前儿的生死——他并不“温和善良”。他对少妇的“愤怒”“追逼地问”的确有阶级欺凌的意味。只是这种欺凌不像大老婆对少妇的阶级压迫表现得那样明白清晰，它似乎表现为三角关系中的吃醋，然而以老地主丰厚的人生阅历和练达的人情世故，他不可能对少妇牵挂爱子这一人类最基本人性体察不到，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在无意识中，他认定他拥有和给予少妇的财富和体贴可以让后者失去母性。这里面就有阶级压迫的意思。正因为老地主与少妇的情感故事的潜在结构也暴露出阶级压迫的事实，所以它加强和深化了奴隶母亲非人悲剧的惨痛的显在结构，只不过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
二
和老地主做结发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大老婆在柔石笔下被描写成颇有心计和手段、凶狠刻毒的恶婆娘。老地主对少妇的阶级压迫潜隐于人性感情的剥夺上，而大老婆对少妇的阶级压迫是在封建社会比较常见的，体现为人身、经济、情感等方方面面。然而少妇是她和老地主夫妻情的破坏者也是客观事实。结合整个文本来看，可以得出这一对夫妻的如下基本事实：
丈夫斯文，一直对妻子很好，甚至有点怕妻子。结婚十五年后，妻生一子。十个月后孩子患天花死去。再过十五年妻无生养。丈夫想买一妾，妻只允他典一个。后所典的妾生一子。典契期满之前，丈夫想永远买下该妾，妻不同意。丈夫提出续典，妻仍不同意。后丈夫与妾感情破裂，妾回到自己的家。
大老婆的确可厌，然而也有可怜之处。一起走了大半辈子到人老珠黄之时，丈夫有了新欢。她对丈夫与妾感情的蓄意破坏并不是“无端的妒忌与干预”⑥。大老婆是封建社会少有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一夫多妻制的反抗者，只是这种觉醒不彻底，她仍屈服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也许在柔石、蓝棣之先生和众多读者的心目中，老地主和少妇才是郎情妾意的一对，然而谁能断定老地主和大老婆就没有过琴瑟和谐的青春时光呢？假如大老婆与少妇互换，少妇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她仍能做到“大方”“退让”，那么她和地主的“爱”有多少价值？而且以少妇的麻木混沌，以大老婆对自我的强烈感觉，郎情妾意在情感质量上要比琴瑟和谐低；第二种是她没有“低眉下首”，那么此时完全可以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一旦她面对因传宗接代丈夫典进的新欢，她一样会在无奈中愤懑，在压抑中变得刻薄乃至变态。
小说中的少妇是一位“为奴隶的母亲”，阶级意识、自我意识、反抗意识均很淡薄。如果说少妇对自己的丈夫皮贩还稍有反抗的平等意识，那么她对大老婆的恶意要求与欺负则是一味听从忍受。正是后一点使她最终失去了原本想留住的老地主的心。她在一个陌生的富裕环境中丧失了清醒的自保意识，只是被动，只能受人摆布。如果说缺乏阶级反抗意识是封建社会顺民们的通病，那么少妇还缺乏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女性意识。她与老地主从交好到交恶的过程中有一个临界点。在此之前，两人相处融洽，老地主对她可称得上怜惜；在此之后，两人流动不止的感情河床戛然而止——往后是好是孬，谁也不敢预料，直至发生青玉戒指纠纷这一标志两人关系恶化的转折性事件才见分明。这个至关重要的临界点便是面对大老婆在老地主面前的“诋毁”（此诋毁加引号，是因为大老婆乃就存在的情况发言，自己并不以为是诋毁），她竟只有“暗自挥泪”而已，而此事关涉到她对与老地主所生儿子的根本态度，她的不辩解直接导致老地主失去对她的信任。两句话就可以让两人感情凝滞，这也说明其关系原本就有问题。少妇一直以来所匮乏的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导致她在一个本是极为有利的形势中仍不自知，于浑浑噩噩中陷入不可改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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