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都市新感觉 汽车新女性
作者：邹鹃薇
摘 要：本文以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汽车意象为线索，通过传统文学与海派文学中女性描写异同之比较，阐明被形容为汽车的现代女性是如何被海派构建。在这被建构的背后，反映出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新的价值观与文化观。
一
“她，像一辆一九三三型的新车……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迎着风，雕出了一九三三型的健美姿态：V形水箱，半球形的两只车灯，爱沙多娜邓肯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
——叶灵凤：《流行性感冒》①
这是叶灵凤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作品《流行性感冒》中的一段，如果将这段文字放置在一九三三年的品牌汽车的旁边（或许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资源——爱沙多娜邓肯牌汽车），再加上我们司空见惯的美女代言人，它一定是一幅绝妙的现代汽车广告。
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这样前卫而又大胆的写法也只有在海派作家的笔下才会出现，将女人比喻成汽车或是将汽车比喻成女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象风尚。这种汽车女性形象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在“本”还是在“形”上都是一个文化的裂变，汽车意象几乎跳跃性地改变了男性作家们对女性的描述。
自古以来，女性作为中国男性文人观照的重点对象大概具有两种形象：一是神女，二是恶妇。在两者之间，神女是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她几乎是所有的男性文人性幻想和追求的对象，这种幻想大都通过梦境来实现，而梦境这一特殊的表达载体，在弗洛伊德的笔下曾经是一个性欲受压抑而不得抒发的表征。最早赤裸裸地表达这种欲望的是宋玉，他在其著名的《高唐赋》与《神女赋》中梦见巫山神女：皎若明月，耀乎若白日的面庞，婉若游龙的步伐以及妙采照四方的华服。继续神女之梦的曹植，游洛水时梦遇洛神，做成《洛神赋》，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②的洛神不啻大自然高洁的化身：她是菊，是松，是芙蕖出渌波，是幽兰出峡谷，是轻云蔽月，是流风回雪。幻想在《红楼梦》中达到了极致：以大观园为背景的梦境中，神女永远都是神圣的，与她相联系的所谓无欲无求的自然之物，被同时赋予了与这个邪恶肮脏的现实世界相对抗的意义。这类写法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重女性之精神内涵，而忽略其形体之观摩。
海派作家则不然，他们惊讶而平静地接受了日新月异的世界，身体力行地去感受变化，最终选择了最原始的感知。在他们眼中，女性不是精神的附属品，而是肉体——性欲的再生，不是被崇拜的想象物，而是激情的创造者。没有哪一个流派的作家像他们一样如此敏感地抓住身边最新鲜的物质——汽车，将它与女性联系起来注入文学之中，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女性形象最新最现代的感知，即对女性身体的抒写与表达。这里有张爱玲笔下如画如车的福特女人：这个被描述成“横着个红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女”无声地镶在“洋酒的广告里”，“等于展览着流线型式的汽车，不买看看也好”③；叶灵凤笔下用车装饰起来的宝马女人：“流线型式车身，V型水箱，浮力座子，水压变震器，五档变速机”④；徐訏笔下那充满着跑车的速度与梦想的红色法拉利女人：她是“以一点钟四十二三哩”的速度“在马路下疾驰”，是“一种红色的波浪”，一团燃烧的欲“火”，一片让男性激动不已的“红玫瑰”，一块“西班牙斗牛士对牛掀动的红绸”⑤。小说里最常出现的词组就是“流线型式的车身”，“流线”即曲线感——大概是海派作家们第一次集体对女性身体美订立标准；“身”——这个本来中性的字眼被演绎成一个欲望的符号，又不断地被作家们填进一个又一个的内涵：玲珑曲折的身体是流线型的车身，欲盖弥彰的衣领对应着V形的水箱，丰满的胸部被比喻成半球形的两只车灯，爱沙多娜邓肯式干练的短发充满着叛逆的涌动，行动的速度像可以任意调换的五档变速机。这些像汽车一样新奇的女人如此不同于传统女人：健康、动态、时尚，散发着肉体的芳香和时代的骄傲。
新的女体标准产生了新的女性价值定位。传统中国女性的行为规范，在最早的文学典籍《诗经》中便有了雏形，她必须是“窈窕淑女”，才可能得到“君子好逑”，而“窈窕淑女”又被后来的汉儒学者们解释为“后妃之德”，女性几千年的价值规范就是德行。到了海派作家的笔下，贞洁脱下了它崇高的外衣露出了欲念的底色，女人在与汽车的联系中充满了金钱的诱惑和性欲的冲动。汽车，这个新兴的物质产物，集体改变了男性作家们对女性的价值要求：习惯于在汽车里接吻甚至love-making，学会了“把脸磕在他身上，车子一路开过去……虚飘飘叫人混身气力没处用”⑥，无端端地变成了“一个想着后天的‘飞扑’（汽车品牌），一个想要从他怀里溜走出去的鳗鱼式的女人”⑦，甚至还肆无忌惮地上演着乱伦的肥皂剧：“开着一九三二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年的恋爱方式……儿子在父亲吻过的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差点儿把车开到行人道上去啦。”⑧在汽车的诱惑下，女性的性意识与占有欲开始复苏，她们学会利用像汽车一样姣好的身姿和像汽车一样变幻的速度吸引着男性变成了新的生活常识，这种常识同时带来女性爱情观的必然物化，《五月》里“轻轻地，平稳地在水面滑了过去，一点声息也没的”⑨。剩下的只有物质的欲望和逢场作戏的轻佻，女主人公“碎片地太息了一声：‘我爱你的车！’”传统女性的行为规范，品德标准以及行为约束在此黯然失色，找不到情感归依的都市女性不再相信任何的海誓山盟，抓住物质的汽车可以或多或少获得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以体现自由价值的西方文化为中国都市女性的选择行为提供了被认同的可能，在感情中做戏，在人生中游戏，经典的爱情传说再次被解构，中国女性的生存价值观第一次被完整地现代化。由于男性对于女性的价值不过是一辆汽车即物质的提供者，具有情人地位的汽车早已远远地超过了真正的情人，《游戏》中的女主人为了永远拥有这个物质情人，毫不犹豫地驾着她那辆“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式的绿色野游车”⑩从一个男子的怀里驶到另一个男子的怀里，梁实秋用了一句风趣的话作了残酷的解释：“一个丈夫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11}
二
女性从传统的自然形象到物质/汽车形象的演变，不仅仅是海派文学作品中书写特点的问题，而是混合了当时社会出现的所有可能，一种由社会物质、文化气氛、学术时尚以及历史演变所交织起来的可能。
生活在“东方巴黎”的上海，作家们不仅接触大量的西方文化，感受西方女性之美，而且对其产生了狂热的嗜好：刘呐鸥最中意的明星是好莱坞的琼·克劳馥和葛丽泰·嘉宝，他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现代表情美造型》中对克劳馥绞杀停滞于眼嘴之间的热情进行了高度的赞美，认为这种表情是最能打动男子的心{12}；穆时英笔下的摩登女性被李欧梵追溯到当时的美国电影偶像明星；邵洵美在奢华的别墅里供养着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情人项美丽。浸淫在异国文化背景下，小说中出现的汽车/女性，鲜明地展示了作家们对西方女性的想象：她不再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东家之子”，而是“飞扬的短发”、“鳗鱼般的身姿”。她的精神气质不再是单纯的神女，而是摇身变为西方的“红色女猎神”，即作者所艳羡的“红色的Diana，狩猎之神，恋之女神”{13}，她不仅有着放荡的“腰肢”和“丰腴的胴体”，而且散发着“蒸腾的肤香”。肤香式的西方女性代替了草香式的传统女性，并与汽车结合，从日常审美到文学作品，像汽车一样的女人很快地成为了海派作家们笔下钟爱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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